十号，《十月》和《人民文学》同时出刊。
《十月》刊登了陈东杰的文章《甲骨文大会纪实》，主要写胡后宣和余切两人。
算是一个报告文吧。
《人民文学》是余切的小说《背起爸爸去上学》，翻开目录，第一个故事就是余切的文章，历史上这往往代表文艺界的宣传风向。
譬如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首刊，讲述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在上面，发表后随即引起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一时间，无论是工厂还是机关，街头巷尾，全中国人纷纷讨论起了陈景润，讨论起了“一加一等于二”。
然而，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作家徐驰是奉命写报告，是被组织特地调来的。
他的文章创作于全国科学大会筹备期间，彼时百废待兴，社会上正需要有一股“崇尚科学”、“为科学家正名”的声音，于是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它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陈景润被广泛报道后，随即就作为那些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代表，被领导人接见。
这个沉默寡言，看起来缺乏男子气概的古怪数学家，忽然收到了数千封情书，无数人都说爱他，狂热的人将他和高斯、牛顿这些数学史上的顶级大牛相提并论。
陈景润虽然孤僻，心里却很清楚，他不得不很长时间闭门谢客，希望这阵风早一些过去。
改开后的下海潮历经数年发展，眼下正走到了“读物无用论”的极端。竟然连燕大这种最顶级的大学，也出现了厌学退学的现象。
余切这篇文章如同及时雨，终于成为提倡求学的利剑。
在燕大的大饭厅，看到小说的学生们激动万分，纷纷出来表达意见。
84级化学系的一名大三学生跳出来，站到台上道：
“余切又写了新小说！取材自一个真事儿！在西北的宁县，有那么一个几岁的小孩，从获得奥赛冠军开始，一步一步苦读，最终上了当地的师范院校，毕业后又考研，来了人大……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读到博士，工作家庭都十分美满，而他却选择回到老家做一名大学教师。”
这个学生想到了自己：“我毕业了也面临分配问题啊！我是化学系的，燕京如今在整治污染工厂，为亚运会做准备，我将来肯定要分到冀省的化工厂……我本来是很苦恼的。”
他的同学听到后说：“这不又是一个成人童话嘛！像《小鞋子》一样，孩子读起来最受触动，我也感动。可我知道，阿里不会成为大富豪，李永也不会回家……如果我读到了博士，我一定不会回老家！我要下海！出国！我只为我自己活！”
其他听到的人便道：“你这是胡搅蛮缠！文艺作品基于现实，却要超越现实，给人一些力量。”
“我胡搅蛮缠？你们是余主义分子，你们只听他的话！”
燕大人可不像金陵艺术学院。他们很有想法，谁都敢怼。
校长丁磊孙经常被人堵住，给他提意见！副校长新生大会时说错了词，全场毫不给面子的大笑。领导不得不面红耳赤道歉。
院士来燕大演讲，学校安排在大礼堂，学生们拦住车，要求演讲举办在大饭厅（因为就在宿舍旁边）。他们无法无天了。
余切又如何？
也不能事事都令人满意！
反对的人立刻说：“依你所说，余切岂不是赞美苦难？这是丧事喜办！明明很坏的事情，却说成了个好事情！”
“你真是个疯子！你要这么说，《牧马人》的许灵均岂不是更离奇？大富豪的亲生父亲来和他相认，要带他去美国，去港地享富贵！他却宁可在那个破村子做乡村教师——李永至少还是个大学教师吧！”
支持余切的人又道：“再看《大桥下面》，青年男性和带孩子的寡妇在一起了，那寡妇还只是个裁缝，一开始还瞧不上他……你说这电影有意思吗？”
“还有，《未婚妻的信》上面，老婆送来了诀别信，战友们却不抛弃不放弃，发起了冲锋！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死吻》里面，护士亲吻了快死去的战士，原来女性也有上战场的……在我们社会中，固然有怯战的，固然有离婚的，那样的人很多很多，但也有坚守的，有为别人的，也很多！”
那人怒道：“我们不去写后者的故事，却专门写阴暗的，只写阴暗的，活像个臭水沟一样，以为这是文学的深度。可这种文学有什么意义？”
这一连串的发炮一样的话，给全场都震慑住了。
而且说话的人是一个女孩子。
她一马当先的站到最前面，那简直是霸气十足啊。先是怼了别人，然后又望向台下，看看有谁敢来反驳她。
你们一起上吧！我可不怕！
这是……这是谁啊？
有人认出来了：这不那京城的高考状元，赵泽虹嘛！
上个月，她才代表学生和丁磊孙提意见，据说丁磊孙已经躲着她走了。你说她校长都不怕，怎么会怕其他学生呢。
就这么，辩论停顿了一会儿。
然而打嘴仗是永远都有的。等到那个女状元去上课了，其他人又开始发表意见：新小说很好，很好，就是……总有毛病可以挑的。
下海就是比读书强！
什么，你竟然说余切？欺负我新现实社团今年社长换届，一时间群龙无首吗？
我得带上拳头和你辩论！
……
大饭厅连接学生宿舍，眼下又进入到初夏，热起来了。
连着几天，只见到一些学生衣衫不整，甚至光着膀子，疯了一样的谈论起这个小说。
余切的小说虽好，但也不能当衣服穿啊！
中文系的路不宣心里道：余老师又造了一个梦！
他是来吃饭的。
两个月前，燕大出现了拼好饭——不要钱的排骨，最近又出现了便宜馒头，比方说十一点到十二点半之间，馒头是五分钱，那么到十二点半后，馒头就只要三分五。
炝炒白菜也是这样。一过十二点半，直接打折。
学生们都说：这学校大概是开掉教授太多，财政富裕了，竟然考虑起兄弟们的肚皮来了。
仅仅就这个来说，丁校长是不应该被指责太多的。
在他任内，出了余切这等人物，崔建又来开演唱会……虽然有点走狗屎运，但可见他足以做蔡元培第二。
如今他把兄弟们的肚皮也弄饱了。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小康，教授哭爹喊娘待遇降了和咱没关系，我是学生我该占便宜。
我是祖国的希望。
“你说到底是谁做了这个事情？真是丁校长吗？”路不宣问他朋友。
程国平和褚付军两个人都摇头。
遗憾啊！
这几个人没一个是京城本地的，更不是子弟，所以打探不到消息。像是当年的骆一禾，一听说季线林约谈余切后，余切竟然全身而退，骆一禾就知道五四文学社玩不过他了。
思来想去，这个老社长竟然跳槽到新现实去了。
路不宣一行人排队了挺久，交上票。路不宣吃馒头，另外两个吃免费排骨。
程国平奇怪道：“你有票为什么不用？这个票有时限的，这个月不用，下个月成废纸了。”
路不宣说：“我把票在市场上换了！上个月我没有吃一顿肉，总计八张票。我拿去换了余切的小说《潜伏》和《出路》。”
“我们都有这书的，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借呢？”程国平问。
路不宣道：“你们的是你们的，我的是我的。余切的书我看了两个月，我总要买几本吧。”
褚付军在旁边听得一惊，差点没把饭喷出去。
他和程国平对视一眼，两人都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后悔的情绪。
本来是安利你中国近几年最好的作家，没想到你居然饿肚子去买书，原本折腾的小买卖也不做了。关键是，路不宣家庭条件太糟糕，文学对他来讲有点奢侈了。
路不宣考中文系，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他听说中文系可以做官。85级中文系起码有一小半人都是这么来的。
然而，正因为他没看过什么名作，当他如同一个新生儿一样接触到余切的作品时，他的审美完全变成了余切的样子，之后再也看不了其他的书。
褚付军嘴上虽然特别傲，然而心里是义气的。他掏出一张粮票给路不宣：“兄弟你拿去用吧，我这是免费发的，下周我要去参加作家研讨会，伙食包了还有几块钱……我用不到这个。”
“是啊，是啊！”程国平说，“能吃免费排骨的时候，还是得拼命吃啊！谁知道还有几顿可以吃？说不定明天学校就说，这些票全部作废。”
“余切的书以后可以买，排骨可不能等以后再来吃饱。”
路不宣接过这张票，仔细端详。
票是特制棉纸。路不宣拿票泡过水，发现上面的字没有什么变化。
这代表什么呢？
说明这票是好票。
早期的粮票是普通棉纸，木浆的成分相当高。一泡水了字就会散，粮票就很难辨认了。但是这种低端粮票一直到前几年才逐渐更换成特质棉纸，其成本更高。
在路不宣的老家，还有一些地方仍然在用老粮票。
如果燕大这些票据是暂时性的，那它不可能用成本这么高的材料。一定是资金相当多，有一些宽裕的地方，才能有闲钱把票据做得特别高档。
再看看票据：
燕京大学学生食堂；四角。
1987，4月。
路不宣分析起来：“我家里是杀猪的，可能我不懂文学，但我有一些市场智慧。这个票应该不止这几个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4月，可能五六七八月全都印制好了，等着发呢。”
“至于是不是丁校长做的……我以为也不可能。因为菜票不给教师用，只给学生用。丁校长得罪了老教授，已经受到很大压力，他又专门划出钱给学生免费排骨吃，把老师们都踢出去，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程国平和褚付军连连点头。
先搞教授，再搞教师……要知道，丁磊孙是被教师们投出来做校长的，你这过河拆桥到这种地步，校长怎么可能做得长久呢？
燕大学校内一堆民国大师呢。哪个不比你丁磊孙强啊，随便来个人感到太委屈了，往桥牌局那边抱怨，丁磊孙还怎么办。
“那你觉得应该是谁来做的？”褚付军问。
路不宣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道烛光。他看向程国平，只见刚因为《当代文学家杂谈》的“余学”研究出人头地的程国平，此时若有所思。
程国平曾经说，有的文学家不写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故事只能像拼图一样，通过其他人的只言片语来拼凑。
这是“余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因为余切不写日记，也很少写记叙文。
这里就没有官方答案。
很多作家都这样，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是像京城那个洋教授金介甫那样，他已经比中风了的沈聪文还了解年轻的沈聪文。
沈聪文的家人会说“他年轻时曾经这么想……”，而金介甫直接开口阻拦，“不，沈当时不是这么想的，你不如我了解他。”
“什么鬼话！我是他儿子，我能不了解我老子？”
“正因为他在你面前是老子，而他在我面前，才是沈聪文。”
这有点像神父拿着上帝的圣经来释义，神父也能得到好处。
想想曹雪芹挂了，留了点小秘密，几百年来有多少人围着他吃饭！
有没有可能是余切做的呢？
余切为我发了菜票，而我却把票拿去换了他的书……假如真是这样戏剧性，恐怕连他这样的人，也会觉得很感慨吧。
——
南方，蓉城。
蜀中五老团聚一起，听说了洋教授奔赴大山的事情。此时，这件事情已传遍大江南北，当地有报刊全文转载余切的信。
原文是《给小学生李永的一封信》，也有报纸称之为《余切的信》，或是《给小学生的一封信》。
巴老觉得读书当然是好的，人一辈子很长，社会是要变化的，有时甚至翻天覆地，唯有读书形成的思想不会背叛自己。
他认为，五老也可以写一封信声援余切。
“我们应当写一封信给余切，公开的。”巴老说。“我们五个人聚在这里，已经是老头子了，再怎么回忆过去，也不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而年轻人们还有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