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得根据他的见闻，写出一篇稿子发往法国本部。
《名片》。
还传真了一张照片，正是小摊贩举着余切盗版书的样子。
法国人也讲究个审稿，记者需要说明自己的新闻为何重要。
查得写道：
“在王府井的街道有一个叫亨利的美国白人，我和他关系很好。”
“他是可口可乐驻华总经理，单枪匹马卖出了中国第一瓶可口可乐，他兴奋的说中国人以后会喝十亿瓶可乐，当然没有人相信他……”
“接着，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在八达岭长城旅游时，惊讶的发现一个小男孩买了一瓶可口可乐。”
“在八达岭长城，在一个中国小男孩手上。他就像一个西方人那样用吸管吸可乐。”
“那个记者就意识到一种巨大而无声的变化已经发生了，随即创作出那张照片！而我发现的并不逊色于那位记者。”
此时，本部的编辑们再看查得拍摄的这一张照片，顿时明白了他的深意。
这是一个镜像式的新闻瞬间。
前者是世界之于中国，而后者是中国之于世界。
《巴黎竞赛画报》认可了查得的说辞。这篇报道之后发表在刊物当中，果然引发一时轰动。后来还拿了法国本地的新闻奖项。
这是查得几年来最为出色的新闻。
上一次查得在法国新闻界博得这样的荣誉，还得是在跟随总统出访的时候。
但查得还不满足，他像《时代周刊》的刘祥成一样，想要长期驻扎在中国，拍摄这一系列的新闻瞬间。
报社对查得的做法感到不解。
“你每年要来中国两次，整个报社没有人比你来的频繁。你还要继续辛勤的工作，你已经活得不像一个法国人了！”
查得回忆起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新闻失误：
“新闻业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故事。当年我随德斯坦总统访问时，曾经就核电项目和中国人交流过……我没想到竟然能得到真诚的回复。但在那么关键的时候，我却没有带一个录音笔……最后我白白错失了这个大新闻，总统也感到不快，这是我一生的耻辱。”
巴黎本部的编辑看到查得的话，只好批准他长期驻扎在中国。
查得因此成为全法国第一个完全住在中国的记者。
1987年，作家们的稿酬也有大幅度增长。拿版税的好日子快来了。
余华和管谟业仍然在小单间过着，各自都存了一笔钱。余桦和那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很快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情况。
余桦是非她不可，而女同学也觉得余桦才华横溢。
女同学是余切的书迷，但并不是个痴人。她爱上了余桦，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懂余切了。”
余桦道：“我并不是最懂余切的人。最懂余切的人在另一个地方。”
“谁？”
女同学道。
余桦说：“我隔壁那个人。”
“哈切！”
隔壁的管谟业打了个哈切。
他的《红高粱》被西影厂看上，准备拍摄电影。虽然导演是个初出茅庐的张一谋，但演员却很有名气。请来了曾在《小鞋子》演过戏的姜纹。
然后管谟业拿了多少钱呢？
这片子有三位编剧，总共四千块钱。管谟业作为原作者一共就拿了八百块钱。
然而，听到能拿八百块钱的那天晚上，他还是激动得颤抖了。这相当于一个城镇工人一整年的收入。
余切“两美元一个字”的事迹曾震撼文坛，但他已跳出三界五行之外，他不应该参与到作家的稿酬排名榜上。
八百块钱！管谟业只需要挂个名字，去个片场就够了。
写小说太赚钱了！
为了彻底还原《红高粱》中高密东北乡的场景，这个剧组现在啥也没干，而是在鲁省找了块100亩地来种高粱。导演张一谋整天研究如何施肥、浇水，跟一个农民一样。
“我发觉我拍戏有个爱好，拍什么，我就造什么。”张一谋看剧本，一边说。
这种导演最后能拍个好片子吗？
管谟业很怀疑。一月末，他作为编剧参加了剧组对女演员的试戏，前前后后忙活很久，最后选了一个叫巩莉的女演员。
剧组当然要搞个聚餐，认识彼此。由于当时的大新闻是余切和诺奖学者回国，聚会上众人都开始谈论起这件事情。
诺贝尔奖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遥远而神秘的。
“你知道现在卖的最好的片子是什么吗？余先生的纪录片。”张一谋道。
“卖了多少钱？”巩莉问。
张一谋伸出六个手指头。众人都以为他要说六万块钱人民币。
结果张一谋小声说：“六位数，美元。”
这下吃羊肉汤的劲儿都没了，空气仿佛被抽干了一样。众人一时语塞，随后起此彼伏的赞叹起来。
“余先生太厉害了！”
“六位数？不可能是刚好十万美金吧，这是把全世界各地都算上了？那得十好几万，甚至几十万？”
没人知道。张一谋也不知道，他也是听说。
主演姜纹忍不住吹牛：“余先生是我哥哥，你知道吗？亲哥哥。”
“你姓姜，他姓余……这……”巩莉蒙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京城大院里边儿的孩子，论起辈分来，并不是按照血脉关系的！”
姜纹喝了点酒，一串话连珠一样的往外蹦：“比方说，我说有个人……”他忽然看向管谟业，说，“比方说管编剧是我哥哥，我和人介绍就说，这是我管哥！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我的意思是，管哥是个体面的人，我且这样称呼他为哥，他其实不是我哥。”
“那么，对我余哥怎么说呢？这得是我亲哥了，我这么强调是说明，余亲哥跟我关系好，他地位也高过我。”
众人都被姜纹这一套鬼扯逗笑了。
姜纹还要解释：“这是咱大院子弟的黑话！你向外介绍人，就有那么些区别，规矩多咧，毕竟人和人相比……差别太大了！”
“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这就是一个介绍的事情！有眼力见的一听，就知道不能得罪了。”
众人这时候又想起那个“六位数”的纪录片。心里肯定是服气的。
这晚上，“余切”两个字频繁在《红高粱》剧组的聚会中出现。搞得好像这是余切指导写出来的一样。
姜纹是“一心会”的成员，酒足饭饱之后，他又招揽大家都来加入这个读书组织。
他道：“只要你看余切的书，你就是一心会的。我们没有什么手续，也不知道有多少成员，可以说，这是个纯粹的书迷组织。”
其他人听了纷纷要加入：又不要手续，又能做余切的书迷，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全中国但凡是认一个字的，很难没看过余切的书了。就是眼睛没看过，耳朵也“看”过了。
到第二天，管谟业悠悠醒来。
全剧组都开始以“一心会”为乐子，互相开玩笑。他们一晚上都成了新成员。
姜纹就像是一个神父那样，给每一个人传播福音。他随便抓住一个人就问：“你看过余切的书吗？”
“我看过。”几乎都这么答。
“那你就是一心会的了。”姜纹乐道。
“他说的对！”张一谋也跟着凑热闹。
这里没有人注意到管谟业也是一个作家。电影也是根据他的作品来改编的。他拿了八百块钱。
这些人的情商本不至于此。他们都是人精。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
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伤害到管谟业。
就好像说飞机飞多快，这都和地上的牛车没关系一样。难道牛车要觉得这冒犯了我吗？
余桦的话在管谟业的耳边响起：你在学习马尔克斯，他在开导马尔克斯。这根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忽然，好心的姜纹注意到他冷落了管谟业。
出于好意，姜纹特地来问：“管编，你我肯定知道，你是一心会的。因为你还上过余老师的课嘛。我们这里这么多人，恐怕只有你最欣赏他了。是不是？”
管谟业一时愣住了。心中百感交集。
那种感觉，就像是他当年在“杭城会议”上，为了余切和其他老作家争吵起来的情况一模一样。
那会儿余切还没完全确立自己的地位，一些人仍然会试图挑角度批评余切。那时候管谟业还是个三四流的作家，比起来更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他正是余切的铁粉，他碰上老作家后毫不客气的讲，“我实话实说，虽然余切的年纪小，但您真的在文学上远不如他……”
“往前面倒二十年，三十年，您还是写不过他。这不是时代的问题，您就是不如他。”
他当时看到了老作家们茫然又挫败的神情，简直要哭了。
那时管谟业觉得这些人为何这么不可理喻？就是不肯承认？荣誉，销量，影响力……方方面面都远不如，这究竟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你还批评起余切来了？
你这太可笑了。
你有资格吗。
现在这个人也轮到了他。当管谟业真正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作家时，他发现余切就像是一个学阀一样，他巨大的吸引力形成了一个真空，每当其他人想要够得着时，那种他人评价形成的空气墙已经将其他作家拦在外面。
像余桦这些人选择开摆：我真不如他，你别拿我比较。
像苏彤那种人换一条赛道：余切不写什么，我写什么。
只有管谟业有时会努把力，这种努力反而伤害了他。
“管编？您怎么不说话了。”姜纹满头大汗，还以为哪里得罪了管谟业。
姜纹又道：“是我们开余老师的玩笑，你不开心了？我的错，我以后去找他负荆请罪。文学毕竟是很庄重的。”
你又来道什么歉？你可别说话了！
管谟业想来想去，化作一声叹息：“我服了，我真特么服了。我也看他书，我也是成员。”
……
京城下大雪，不适合骑车，也不适合走路。
余切得知燕京地铁1号线和环线都开放了，大吃一惊。买了一张票从家里面去燕大，中间还要走一截路。
比骑车安全！
票价两毛钱一张。
首都地铁很早就开始建设了，但一直不开放给普通民众——得拿票才能乘坐，此票可非彼票啊，这是一种名为“地下铁道参观券”的东西，外地来的老百姓把这当稀奇看，没见过地底下的火车，一券难求。
71年，地铁内部开放，然而在市内坐个地铁还要开证明和介绍信，几乎等于不对外开放。
81年，只有一条线。一毛钱一张票。
由于《十月》和燕大都不在一号线上，余切也几乎没坐过。
这次体验了一把八十年代地铁，地铁车头方方正正，开的不快。有很多郊区来的市民和小孩儿被地铁的深度吓到了，地铁在隧道里边儿穿梭，外边儿一片黑没有广告，呼啸声像是妖怪在喊一样。
坐完一趟地铁，大冬天的，不少人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燕大如今已经过完期末考，学校里边儿人不多。余切一路走过来，认出他的却不多。明明学校就挂着优秀校友余切的照片。
“燕大也变了啊，文学氛围好像没之前那么浓重了？”
余切心里暗道。
历史上，纯文学的巅峰就从这年开始缓缓衰落了。一方面读者看烦了纯文学，另一方面，即将到来的版税制度，促使传统小说家绞尽脑汁写故事，否则赚不到什么钱。
余切直接找的胡岱光。
余切今非昔比，胡岱光特地在一楼等他，一见面首先恭喜他拿的文学奖，然后到办公室谈到余切旷课大半年的事情。
“经我研究决定，不予你任何处罚。”胡岱光说，“没来上课的多，经过前几十年，再奇怪的我都不觉得奇怪。但你要拿出实在成果，这也涉及到你硕士学位的问题。”
“我要做些什么？”余切问。
林一夫研究生读了一年就毕业，余切好赖还读了两年，也不算惊世骇俗。
胡岱光没在余切面前拿捏，直接道：“起码不要比你上一次的论文差。你有林一夫，有舒尔茨指点，难道还退步了吗？”
是这个道理。
舒尔茨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而林一夫回国后就成了研究所的二把手。
这两位手上有稀缺数据，就如同生物工作室引进的冷冻电镜（价值数千万）一样，拿出来已经赢了别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