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抬棺（一）
在此文当中，巴老绘声绘色的记载了余切在他家住下的那一段时光里，他是如何写出小说的。
巴老家是沪市的景点，其本身也成为构成文学这一含义的承载物。在他家中，常常有各地远道而来的客人，以及当地的名流。
大家在这里谈天说笑，好不快活，好菜好饭好茶——这并不应该被批评。
然而，余切却像是一位修道者一样，他安静的坐在同一个地方写小说。巴老回忆道，“当轻风拂过的那个下午，我家的门前忽然开了一道缝儿，我和朋友们都看到余切在那朝我们微笑……我想到，那些年我也是那样的。”
“医生说我得了帕金森，今后要越来越忘记一些事情，但我那时却感受到来自灵魂的颤抖！我感到‘我’似乎活过来了，但我再看过去，那不是我，而是余切。”
“唉，病魔可以夺走我许多东西，但希望不要让我忘记这一幕。”
这些话十分的动情，作为一个评论文章来讲，显然超出了“客观”的尺度。
《十月》编辑部里面，张守任像往常一样每天关注最新的文坛动向，他便翻到了这一篇巴老写下的文章，读完之后潸然泪下，又感到十分激动。
他跑到大厅内向其他人欢呼，手里摇着那一份报纸：“巴老写了对我们的作家余切的评论文章！我真喜欢这一篇文章！”
众人都来看，一个传给一个，最后是总编王世民看到了。他看后沉默片刻，忽然一边咳嗽，一边大笑起来：“看风景的人却成为了风景，我也会记得巴老写下的这篇文章，我也会记得你们。”
张守任和王世民多谈论了几句。
张守任说：“你身体是否好一些了？我最近常常见不到你，而且，你也不再抽烟，从前你这里总是烟雾缭绕，我说过你很多次你都不愿意听。”
王世民答道：“我出了一些小毛病，至于为什么不抽烟？医生不许我抽了。”
张守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兄，你早该这样了。”
王世民只是朝他笑了笑。
巴老这篇文章，表面上并没有赞扬余切，而实际上达到了更高一层级！
张守任提到几年前作家玎玲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国内有哪些青年作家有可能被国外认识，玎玲毫不犹豫的说：刘芯武！
而今，刘芯武已经成为过去式，新的人出现。
“巴老的赞扬明显超过了玎玲，为什么我这样说？”张守任总结道。“在我们真正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爱的是这个人，我们爱的也是自己。”
“你分析的很正确！”王世民毫不犹豫的夸赞起了老朋友的眼光，他自己也道：“我知道余切很忙，我也爱余切，但我最近思来想去，还是应该和余切吃一顿饭，和他聊一聊。”
“去哪里吃饭？”
“就在我家，我老婆来掌勺。”
张守任当即答应了，他来到鼓楼大街找到在闭关的余切，说了这事儿，又带上编辑骆一禾，几天后，几个人去了王世民家。
在路上，余切问：“我有段时间没见过王总编了，他为什么忽然请我吃饭？”
张守任当然不知道，骆一禾说：“我听说王总编辞职了，再过一些日子，他就不再是《十月》杂志社的人了，也不再是京城出版社的同志。”
“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张守任震惊了。
“他可能有意瞒着你，他想要退休了。”骆一禾说。
王世民的家并不奢华，他住在一个单元小区内，家里面是板房，只有三十多平方米，在这里住下了王世民的一家六口人。他的孩子已经出去工作，把王世民的孙子留在这让给老人照顾，这个小孩儿年纪还非常小，不会说话，见到客人们来了之后就害怕的哭了。
张守任却高兴道：“看来他是想要回归家庭了。王世民这个人是工作狂，工作起来不要命的，我们创刊那时遇到了很多麻烦，几乎都是王世民在外面奔波，他总是先把事情答应了，然后再去竭尽全力的做，奇怪的是，他每一次都做成了。”
说到这里，张守任忽然笑道：“这和余切一模一样。”
“不过，王世民为了做成事情，心里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整日抽烟，而余切却烟酒不沾，常常胸有成竹，你们这又不相似了。”
王世民的老婆是个十分贤惠的人，做得一手好菜，大菜，可惜王世民这人经常不在家，浪费了他老婆的手艺。
他老婆端出菜时，香气扑鼻，众人纷纷夸赞王世民的老婆厨艺高超。王世民对老婆道歉：“过去辛苦你了，以后要多吃你做的菜，吃回来。”
他老婆却忽然红了眼眶，并且在席间也没有和大家再说话，而是礼貌告别了。
大家都察觉出一些不对劲的意味，都去问王世民的身体如何了，但王世民闭口不说，而是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
年轻时，王世民是一个不得志的作家，他的水平不够让他创作出力透纸背的作品，所以王世民经常被安排去写一些报告文，这种类似于新闻，又需要一些立场和文笔的题材，很适合王世民。
比如燕京地区有几年的劳动模范报告文，就是王世民来写的。虽然大家并不会特意去看谁写的，但这也是王世民的得意作品。
再过一些年，王世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天分有限，逐渐转型为编辑，去帮助那些有天分的作家。在改开前后，燕京有几次比较大的地下文学沙龙，就是王世民来组织的，他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石铁生、刘芯武等许多作家都是在那时候涌现出来。
而且，他们许多人的成名作，还没有能够投到《十月》刊，而是去了其他文学刊物。
王世民回忆道：“我最有眼光的是让余切进入到《十月》，我和他聊了一番话，是不是聊的新现实三部曲？我有点忘记了，但那时候，我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下余切。”
王世民又说：“我也做过一段时间余切的编辑，手底下最出名的小说是《大撒把》，那一期《十月》卖了八十七万册，十辆车来拉都拉不走，我们在燕京都印刷不过来了，不得不在好几个城市一起印刷。”
余切问他：“王总编，你从事编辑以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世民回忆起了余切《大撒把》发布不久的日子，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写信来给编辑部，各种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也通通找上门来，王世民并没有激动得流泪过。
然而，有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于东北厂区读者的信，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围着电线杆，哈着白气，跺着脚，听喇叭里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大撒把》，王世民忽然就静静的哭了。他是感到自己脸上冰冰凉的，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王世民说。“但我想到了我整晚上给劳动模范写报告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能熬夜到天亮，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这顿饭吃的不算愉快，因为大家已经看出来，王世民的身体出了些问题，但当时还没有想到发展到了哪种程度。
1984的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应接不暇，下半月《文艺报》加刊《文艺理论》——这是一个常常摆放在上层的案头，外号“文学版内部参考”的杂志。
余切的《伤痕文学为何必然消失》就是《文艺理论》的主要文章，一翻开就是对伤痕文的批评。
这篇文章写在杭城会议召开前，在当时还有一些争议，现在已经无可辩驳。尽管如此，还是引发了一些作家的赞同和跟风，《花山》的编辑屈铁宁用了“振聋发聩”和“先见之明”来形容余切这篇理论文章。
“我从余切发表第一篇文章就持续关注他，在我看来他知行合一，他的文学路线十分清晰，在更早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某些落伍题材的批评，一切并不是今天才发生。”
“我认为在时代之前敢于发出来的相反声音，就是振聋发聩，而在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变化时，提出来自己见解，这就是先见之明。”
“从《拉美现实主义》再到《伤痕文学为何必然消失》，余切写过的理论文章虽然不多，但每一篇都是精华。”
屈铁宁可真是够看得起我的啊！
自己并没有特意刷屈铁宁的好感度，怎么屈铁宁遇见他的事情这么鼎力相助。
伤痕文早已是奄奄一息，而这篇理论文章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在大陆持续了五六年之久的伤痕文学潮，就此落幕，简直没有一点声音。
就像是有的人离开，并不会发出什么声音。
王世民检查出了肺癌晚期，和余切等人的聚餐，是王世民的最后一次丰盛的晚餐。之后他便被送去医院化疗，不料，他的病情恶化的很快，他的年纪也十分大，也承受不了除了温和以外的治疗方法。
张守任时常去看他，余切也是。王世民的日子正在倒数，每一天都不容易。他一开始还能和大家说话，后来没办法说话了，只能用眼神，再后来眼神也没有了，只是闭着眼睛，还有些微的呼吸。
整个京城范围内，受过王世民恩惠过的作家们，纷纷去探望他，然后感叹王世民曾经是如何的热心肠。
“他不该抽烟的！都是因为抽烟！”
好多人都这么说。
整个《十月》编辑部围绕着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默氛围，王世民的办公室空着的，大家总是希望有奇迹发现，某一天王世民忽然叼着烟，从外面风尘仆仆回到他的小单间，抽了几根烟之后，忽然出来问：“你们有什么麻烦没解决的？”
他像以前一样拍胸脯：“你等着，我去帮你跑这件事情。”
“什么？难办！没有我办不成的，了不起坐牢而已。”
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可能再有。
《十月》刊上面的京城出版社想要为《十月》安排一个新的总编，年级同样不小的张守任荣升副总编，这样新老交替，可以使得这个国内最好的纯文学杂志继续维持其地位，而不会受到动荡。
但余切觉得，出版社实在是太着急了。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无论怎么安排下一位总编，至少也得等到王总编——这个在最危难时刻居功至伟的人，他彻彻底底的离去之后，再进行安排。
否则岂不是让王世民走得不痛快？
王世民现在的确不能张开眼睛，不能说话，许多探望过的作家可以证实这一件事情，但他万一可以听到什么东西呢？
有天余切来编辑部查看读者们写给自己的信件，他挑了几封写下回信。
恰好，出版社的领导想要安排新任总编，询问余切的意见如何？
“余切，你怎么看？”
“我们《十月》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再这么群龙无主下去了，得有一个主心骨。你觉得谁合适呢？我想要给你说一些人……”
余切略过了这位领导，也越过了《十月》那一条夹在各组之间的长廊，径直把他写给读者的回信放在了空空的总编办公室。那里好似坐着一个人一样，余切笑道：
“我认为还不是时候。”
众人呆呆望着余切，一些人忽然流泪了，《十月》编辑部爆发出响亮掌声。
出版社的领导知道犯了众怒，只好灰溜溜的走开。
日本作家井上靖来华访问，这一次不在京城，而是在沪市，他此前在东京笔会上没有能和巴老顺利进行会谈，这一次他带上了NHK的摄制组，想要和巴老在中国进行会谈。
井上靖成功了，也没成功。
据说是因为巴老身体又差了一些。最近，为了让巴老仍然进行创作，他家里面的人给巴老的轮椅上做了一个刚好能卡进去的木板——在巴老的生命岁月里，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张书桌了。
因为这种样子并不好看，所以巴老拒绝电视来录制，但答应了文学对谈。
于是，日方只能关闭摄像头，他们又申请是否能拍照？
这次巴老答应了，他被人搀扶着站起来，拍了一张合照。
世纪文学家鲁迅依旧是中日两国都熟知的大人物，这一次的对谈也不免谈到这个人。巴老忽然说在鲁迅的追悼仪式上，巴老参与了鲁迅的抬棺，他是当时抬棺的十六人之一，当时大家还是健壮的中青年，鲁迅的灵堂到公募一共要走十多公里路，从万国殡仪馆走到城外的万山公墓，大家竟没有一个人喊累。
十多公里啊！
数十年过去，如今这十六人中也有很多人早已离去。
井上靖好奇的问：“鲁迅先生平日节俭低调，怎么会让十几个人来为他抬棺？”
巴老笑道：“本来不该兴师动众的，但是果党不允许公开进行吊唁，来吊唁的名人太多只好作罢，于是又不允许我们走城市的主干道，怕引起民众的跟随，我们只能走小路——但不论是三轮车夫、学生，还是力工，他们都站在一旁望着，有的也跟我们走了十公里，我知道，他们很舍不得鲁迅，我也舍不得！”
“在鲁迅的一生中获得过许多赞誉，我们也分析了很多，给文学家们排列座次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但这一趟是我记得尤其深刻的，有将近一万人跟着我们去送行！”
井上靖听罢后十分神往，竟然连力工也去送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荣光啊！
他说：“鲁迅先生死去后，在我们日本，也为了他举办过追悼仪式。我们那时还是战争年代，我想这就是大文豪。再过很多年，就连我们也死了，他的孩子也死了，他依旧活在人的心中。”
巴老也点头：“是啊，这就是大文豪。”
井上靖又道：“我们已经老了。”
巴老沉默了片刻，那一张方便的轮椅前小桌板有时候让他感到屈辱，发出雷霆大怒，有时又让他感到安心，至少许多他的朋友已经离去，而他还能在这一块板子上，燃尽他的最后一点余烬。
他还能看到余切这样的人横空出世，他的小孙女端端也成长为一个善良的人，尽管功课真的不好。
他后来说：“属于我们的时间确实已经要走完了。”
在1984的最后一天，燕京飞起了大雪，天空中鹅毛大雪飘个不断，到下午的时候，已经是白雪皑皑。
余切匆忙的推开门，骑上摩托车，往医院赶去：他刚刚得到消息，王世民已经在弥留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