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每天的生活就是在文学研究所的进修班，以及各路制片厂的说客之间两点一线。
有时候他也想起来自己是一个学生，每次他去学校上课，都会引发小幅度的轰动，有些人会逃课来看余切。系主任胡岱光的课余切从来不逃，他每一次都坐在最前排，搞得胡岱光现在上课时，一座难求。来晚了简直没有立锥之地。
人们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一种年代滤镜，认为他们勤学刻苦，遵规守矩，而实际恰好相反。
燕京理工大学的当时校长，某天夜晚下班回来，走在操场上，曾经因为学生们“没有一个不在摆摊，没有一个不在琢磨下海”气得破口大骂，在大学里面学生们抄写作业、天天打扑克是司空见惯。
余切的最新小说，可是大学跳蚤市场上的“硬通货”！大一新生拿着全套的《新现实合集》换来了大四学长的盆子、漱口杯、扑克牌和邓丽君的磁带，这一点儿也不稀奇。
西语系两兄弟中的王锵，做了燕大英语教师之后，发现他上课时候总有一堆人睡大觉，王锵也破防过，后来开摆了，无所谓这些人睡不睡觉。
只有余切，才能唤醒学生们沉睡的灵魂，身体不好一点儿的都挤不进去新现实社团的教室。“新现实”社团已经以京城为中心，渐渐发展为全国性质的普遍文学爱好社团，许多大学都有新现实的分处。
好在，这种社团的任命不需要余切来通过，也和京城大学毫无关系，只存在名义上的弱关联，是大学生们自己搞的……否则余切可要吓坏了。
即便如此，余切也打算从新现实跑路了，再过半年，进入到大三，他就卸任社长的职务，请其他人来做老大。
徐驰用了大篇幅记载余切在这一时期受到的欢迎，他认为，余切搞的筹款行动之所以能接近成功，一定有他个人魅力的因素。
再也没有哪个作家能在一个月内筹集到二十万了！
《小鞋子》如果换了其他人来写，比如徐驰本人，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余切有一些超出文学的魅力，使得每个接触到他的人，会被他所吸引。
这到底是受到余切的声名影响，还是他各种buff叠加下来的“文学梦”代表，很难说得清楚。
徐驰认为，这首先是余切的一些行为举动很符合年轻人的观念：他总是略微出格，有一些侵略性，但又不至于离经叛道，并在最后总能做到正面效应。
这就像是他去老山猫耳洞，就像是他在杭城会议上让所有人不许扯淡……
此时，他和那些一上任就风风火火改革车间管理制度，抓纪律抓考核的“乔厂长”们似乎没有区别，他是一个文学上雷厉风行的“强人”。但厂长们尚且会因为工人不配合，而惨淡收场，而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使得余切总有一个“当你们一起上都不行时，我就自己上”的底牌，这反而树立了余切的权威。
在85年的前两个月，杭城会议回来后的一百多位作家和编辑，都带着新的感悟，写出了新的东西，但余切的小说一出来，如同空气都抽干了，所有烈火因失去氧气都在一刹那消失，转而全部燃烧在余切的新作上。
徐驰看到余切每天上下课，骑摩托车从长安街那边飞驰而过，他红白相间的雅马哈从一片灰黑钢铁的自行车丛林中冲出来，构成一副绝佳的对比画面。很多自行车都拼命的踩，车轮飞快，但就是跟不上余切，只能憧憬的看着他飞过去的背影。
他意识到，人们想要成为像余切一样的人。
徐驰已经想好了余切报告文的后半段：是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人们想要成为余切一样的人，他不完美，他有点我行我素，他不同于干部、数学家这样的老派模范，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模范人物！
徐驰采访了进修班的许多人。他问余桦：“你怎么看待这位年轻的余老师？”
余桦说：“余老师虽然年纪小，做事却很周到，但凡是他有一些过激的举动，他都自己承担后果，而好处是大家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他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习惯。一般来说，别人给我灌输一个念头，我总要先确认正确与否了，再考虑要不要接纳；而余切告诉我的，我先接纳了，如果遇到错误，我再想想是不是有问题。”
余桦的话这么诚恳，但他竟然不是最对余切五体投地的。
苏彤推了推眼镜，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会有一个文学偶像吧！比如余桦的偶像是川端康成、是卡夫卡，我的偶像是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您可能不知道她，她写出了《心是孤独的猎手》，《黄金眼睛的映象》……我知道还有人的偶像是海明威，是鲁迅。”
“但是！”苏彤深吸了一口气，“他们都离我很远，在我现在看得到的人当中，唯一能让我佩服到称得上‘偶像’的就是余切了。”
苏彤也不是最佩服余切的。
最佩服余切的是一个叫管谟业的人。这个人很喜欢说话，从小到大被批评过许多次，所以他努力控制住自己说话的习惯，还取了一个“不要说话”的笔名。但他总是本性难移，有时候他遇到非常激动的事情时，他就情不自禁的说出口。
他声音又特别小，听起来像是在咬牙切齿一样。
然后别人来找他的麻烦，他又不承认了：“这不是我说的，我从来没说过这些话！”
管谟业这种习惯经常在余切上课时表现出来。徐驰来旁听后，就注意到了这个特别的青年作家。每次余切说到了什么观点，让管谟业觉得赞同，这时候他就会旁若无人的说“就是要这么干！余切，你就得这么干！”
因为这种特别的习惯，管谟业被好多人都注意到了。甚至于余切一说到什么精彩的地方，大家会故意的屏声静息，听听管谟业是不是又要低低的赞扬一句！然后，大家都流露出会心的微笑。
余切前往日本前，在进修班上的最后一堂课，管谟业同样表现出了这种习惯。
余切对学员们说：“上一次我们的作业是把你们各自欣赏的文学流派抬出来，看看有没有自己进行相关创作的可能性，这个作业还暗含一个意思，那就是我希望大家去找有价值的文学，毕竟你看什么，表现出了你的审美水平。”
“从收回来的反馈来看，大家的审美水平并不高。”
余切随口就说了堪称炸裂的话，但学员们已经习惯了余切这么直来直往。他们静静的看着余切，而余切也看着他们。
余切说：“我看到有的人整出了许多最新的文学流派，什么‘后现代主义’，什么‘达达主义’……这些离我们实在是太远，我不相信在这堂课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还没有听说过‘杭城会议’上的文学动向，他们消息一点儿也不灵通，结果却忽然对国外七八十年代由越战一代、由过度城市化造成的信仰危机……等等这些因素，所形成的文学风格感兴趣，甚至于想要写这种文学。”
“我认为是放屁，是无病呻吟。”余切毫不客气道。“如果你是个拿护照的老外，我也就姑且放过了，你应该有那种成长条件，但你们不是。我也不是。”
“这种事情，就像是我在燕大打乒乓球时，遇到一个苏丹老黑和我打球，他竟然敢在我面前发旋球耍我！真是班门弄斧！这种人我肯定打的他满地找牙！”
“写小说的关键是找到自己适合的文学风格，我认为很多人还在摸索，当务之急是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审美。”
事实的确如此。
这一批八十年代的作家，是大陆文坛的黄金一代，他们普遍有一次转变文学风格的过程，第一次是随大流模仿西方，第二次是本土化。
余切指向苏彤：“你为什么交来的作业，通篇都是分析诗歌的？你想成为一位诗人？”
苏彤道：“我在燕大就是写诗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成功，所以我在进修班里面，也想学习这种文学。”
苏彤啊，你写了几年现代诗都是被退稿的结局，堂堂职业作家竟被校级刊物退稿！这么菜，为什么非得写诗呢？
余切说：“我恰好有一个诗人朋友，你们可能有人听说过他，叫查海生……”
底下立刻骚动起来了。查海生这位诗人已经有些名气了。
但是，余切说：“查海生写诗之后，日子过的相当清贫，他谈恋爱没有钱，他看电影没有钱，他到处找人借钱……你以为我在批评查海生？查海生他至少写诗很有名气！在学校时已经是几大学校诗人之一。”
“而有的人写诗好几年没成就，既没钱又没名，我不太提倡在这学半年之后，就是搞这种文学。”
苏彤的脸都红了，手足无措，余切对他的评价可谓是非常重。
余切又指向老朋友屈铁宁，屈铁宁非常紧张的站起来，余切却朝她点点头：“你的想法很好，原先你是一个塑造少女特别厉害的作家，现在你在作业中表示，想要写一些‘成熟女性’的文学，你没有提到什么主义，你也没有跨太大的步子，真是特别好的想法。”
屈铁宁后来正是按照这个路子来发展的。
如果屈铁宁没有这样变化呢？她可能就成大陆版琼瑶了。
随后，余切的眼睛在学员们面前扫过，忽然点名了一个人：“管谟业！”
管谟业抬起头，望着余切。
“你说你喜欢废土文学？赛博朋克？你想要写这种文学吗？谁让你写这种文学的！”
管谟业老实说：“我看你的小说之后，我才这么想的。”
管谟业想在八十年代的大陆写《狩猎愉快》一样的科幻小说？
这特么可是歪的离谱啊。
余切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听过这句话吗？”
管谟业楞道：“我听过，你就是让我不要学你写小说，写我自己的。可是，我还想写魔幻现实主义，这也和你有关，所以我有时会受到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文学下的东西，不是我写出来的，我只是做了一些研究，我把‘魔幻’这个词解释的更精准了，免得别人误会。你要写小说，尽管去学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是一个框啊，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狩猎愉快》这种小说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并不容易学。”
余切说：“就算我拿了奖，我仍然不建议大家学这个。”
说到这，余切仿佛意识到如果他拿奖了，将会对国内文坛造成的冲击一样，他再次认真的强调道：“我建议不要去模仿这种风格。”
不久，余切扔掉粉笔头，宣布下课。管谟业看他离开了，忽然不受控制的说了一句：“我为什么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我可以偷偷的写。”
徐驰听到了，当即来了精神，跑去问管谟业：“同志，你为什么要私底下写这种文章。”
管谟业吓傻了。
徐驰可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主编，老前辈。管谟业当然不能承认了：“我什么也没有说。”
徐驰这段时间以来，已经知道管谟业的习惯，他这个人嘟囔了什么话是不会承认的，所以转而问管谟业另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文学上的偶像。”
“没有。”
“这里面很多人都有文学榜样和偶像，你怎么会没有呢？我感觉你反而是最明显的。”
“没有，我真没有。”
徐驰说：“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报告作家，除了我写过的，亲自沟通过的人物，对于他人的话我从来不敢改一个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放心的说出来。”
这么拉扯几次后，管谟业说了实话：“我最佩服的就是余切，我感觉我活在他的影子里面，我总把一件事情写的丑陋，而余切却把事情写的真善美……其实脊髓灰质炎这件事情，体现出来多么大的不公平，有多少人遭受悲剧，但余切偏不这么写，他用一个孩童赢得球鞋的事情，来激发大人们的反思。”
徐驰确实不偏不倚，他只是把这些对话记录在了报告文当中。对他来说，管谟业又是一个“想要成为余切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