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因此开始了对管谟业毫不留情的特训。
他每天骑着摩托车来八里庄南上课，只要见到管谟业，他就会问：“这是什么车？”
“你的摩托车。”
“什么牌子？”
“雅马哈。”
“你连起来说一遍。”
“余切的摩托车，牌子是雅马哈，就像是……”
“行了，就到此为止。”
上课时，余切举起巴老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这是什么？管谟业？”
“经典文学名著，巴老最……”
“错！”余切说。
“中国现代小说中最……”
“又错。”余切说。
管谟业几乎没法说话了，无论他说啥，余切都否定他。这时候余切指着小说的名字，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
“家、春、秋……”
余切说：“行了，这就对了。你看到了什么，你就说什么。”
管谟业被训得苦不堪言，让他少说话，说实在话，完全和他的本性相违背。他是一个语言风格特别有层次感、极为有张力的作家，低的时候低得恶心，高的时候让人兴奋得昏厥，这些东西体现在他的生活上，就构成他那种“弹簧”一样的性格。
不止一个人提到，管谟业为人非常和善，可以说小心得过分，他太过于和善，以至于他被激怒时会产生巨大的反差——当场破口大骂起来，完全失去情绪控制能力。
但他怎么能对余切这么干？
其实，他有点崇拜余切，还有点畏惧。
余切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放过任何敌人的，要么像骆一禾那样改换门庭，要么像刘芯武一样钉上耻辱柱。《京城文艺》的李铎批评现在的文学创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你死我活，当然那肯定不好，竞争得太过了……但现在越来越其乐融融，互相介绍对象，结伴出游，写回忆文章……这样下去，学阀和贵族就要出现了。”
而余切就是那种老派风格的人。
于是，这种压力只能不断的积蓄在管谟业的精神世界中，简直让他快崩溃了。苏彤、余桦他们反而很羡慕管谟业呢，他们说：“管老师，你被余切关注，说明他看重你啊，要是你没点本事，他都懒得搭理你。”
是，是这么回事。
这也是管谟业还绷得住的原因之一。
但有时候管谟业实在是受不了了，心里会想：你别给我开小灶了，让我不说话，说实话，实在是比杀了我还要难受！
余切偏要这么干，这不等同于肢解我，却不一定重塑我吗？
今年，管谟业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是他的成名作。讲述一个没人搭理，几乎不说话的小孩子被人欺负，最后，这个小孩子爆发出惊人的反抗：他把萝卜地里面所有的萝卜都拔出来了！
此事真实发生在管谟业的童年当中，他当时偷拔了一根红萝卜，于是被批评一番，回家后又挨打，他记了一辈子。
然后，就写出来这一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拔出了那些他曾经不敢拔的萝卜。可想而知，这篇小说对于管谟业的意义，这就是他弹簧一样的性格。
有一天，余切在上课时，忽然提到了这一篇小说，管谟业因此十分紧张。知道管谟业人生经历的作家们，也基本上竖起了耳朵，生怕听到啥不中听的。
但余切表扬了他。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当时很多文艺理论家分析其中的创作风格，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我最记得的是其中的文字功底，体现出这个作家的基本功。”
“他写到小男孩的眼睛，分了好几次来写。‘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然后‘清澈如水’，然后又‘满是惊恐’，最后‘两行泪从小男孩的眼里流出来’，写得十分生动，让人读了之后很同情这个人。”
“所以这是管谟业的能力，也是他可能犯错的地方，有时，我们会过于依赖这种能力。”
“尤其是当描绘苦难时，容易只写出苦难，没有其他的——这种小说读了是让人很难受的，而且让人怀疑小说的价值。”
这一次批评中的表扬，反而让管谟业开始思考自己的功过。他想到了年初看余切《小鞋子》最后一幕时的感想：当时他认为自己写不出那神来一笔——一群金鱼游来了。
现在他仍然写不出这一笔。这一个场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过分，好似画龙点睛，整个故事的立意都不一样了。
难道这就是我和余切之间的区别吗？
就算是这样，也不该总是批评我啊。
远在阿坝的阿莱，终于给余切寄回了一封信。信上面说“阿坝已经开始了第一批糖丸的发放，最近我们《草地》杂志上下，都为了这件事情来创作文章，你不知道，有的同志给你写了现代诗呢，称赞你是格萨尔王一样的英雄……”
“我认为，格萨尔王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只有一个，反正他的化身有无数个，有一个落在了你身上，也并不奇怪。”
“当然，这种水平的诗，你肯定是不在意的。这边的领导听说了首都发起的‘春雨行动’，竟然一开始是因为阿坝的孩子来创作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反复的追问我！但无论我怎么说，他们也不愿相信。直到上面下发的文件，他们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还记得那个跌落到河里面的小男孩吗，我们这里要修一座桥，以后大家就不需要通过铁索悬挂着过河了。我们起初打算用这个男孩的名字，作为桥的名字，但他的父母生了足足十个孩子，竟然把他的名字用给了其他兄弟！他被人遗忘了！只有我们还记得！”
“我们向上面打报告，这个桥因此叫做春雨桥。不知情的人都觉得名字奇怪，因为我们阿坝在春天下雨的时候并不多。”
阿莱因为这件事情，被省上面的领导看重，从《草地》这一地方杂志调入川省文学大刊《川省文学》，这比历史上早了数年。
老朋友升迁了，余切的心情挺不错。刚好，先前成立的教材编撰委员会，也基本认可余切《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一文，这个教材制订的很快，最理想的状态下，今年下半年第一批文学系的新生就会用到这一教材。
然后，上面的十多人大名单中，排名前几名的就有“余切”这个人。
其实在名单的排列中也闹出过风波，一会儿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姓氏”的拼音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如果是这样，余切这个“Y”开头的就不得不放在最后，一会儿有人认为应该按劳分配，那么余切应该排在第一名。
巴老、王濛这些躺赢的应该占据倒数前二。
那显然有点太狂了。
最后这事儿反而没有发扬民主风格，完全是巴老和王濛的一言堂，他们和几个老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占了前三名，第四个人的位置留给余切。
巴老、玎玲（女同志）、王濛，余切，这四个人为领衔主编。
剩下的都是主编，他们按照姓氏的先后顺序来安排。
然后，开篇的“编者序”巴老和余切合写，向全国的中文系学生介绍这一文学研究教材的编撰过程。一开头便是：亲爱的读者朋友，在校教师们，我和余切以及其他编者在1985年四月开始经历了漫长的编撰工作……这本书恐怕错漏百出，后面还需要经过多次勘误，但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巴老、余切，以及其他编者留。
余切对这种安排自然满意，他该拿到的名誉都拿到了。而且，这个事情让余切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言堂又快又好，比发扬民主管用的多，这类事情屡屡发生。如果杭城会议时，余切没有站出来说话，任由大家扯淡，最终‘春雨行动’这一社会事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随着“春雨行动”在全国范围的铺开，也即余切的募捐行动在前一轮的落幕。《小鞋子》这一小说终于宣布被沪市制片厂翻拍，它成为余切第一部被翻拍成电影的小说。
这不是因为《小鞋子》最有艺术价值，也不是它最容易拍，而是因为原著作者余切的坚持。
于是，一整个制片厂的都拿他没办法，谢晋苦劝之后也没办法，只能按照他的想法来。
剧组正在招揽演员，因为原著小说基本上发生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于是这部电影的立项，从一开始就被官方关注，预计当年度拍摄，当年度上映，配合慈善活动，在全国进行半公益性质的放映，这让小说可以供导演发挥的余地更加有限。
谢晋只能和余切抱怨：“我准备三个月拍完这一部电影，然后，我希望你能允许我选一部你的小说来拍摄，这才是我真正想拍摄的。”
谢晋想起当时为了拍《出路》，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请到了和余切有过联系的所有朋友，最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连大美女宫雪也被一顿斥责了。
余切笑道：“我只是个写小说的，我什么也不能决定。恐怕要问出版社，问发行刊物，怎么会来问我？”
谢晋啧啧称奇：“今天的《十月》，难道不是你来做主吗？总编苏玉是你的老乡，副总编张守任是你的个人编辑，‘新现实’是《十月》期刊的最大招牌。你就是这个杂志的灵魂人物。在寄给读者的来信中，一半以上都是冲你的名头。”
谢晋还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新加入来的作家，也几乎是看到余切的发展，才投稿到《十月》的。
管谟业似乎也得有这样一次“接触和折服”的过程。
他这个人性格倔强，成名的也早，如果没有人压制他，他永远不可能改的。他和余桦那种圆滑机灵的不一样，余桦让他改文就改文，只要有一口饭吃，管谟业却要求过出版社不允许改一个字。他要么被外力压服，要么下一次更加的反弹。
余切选择了前者。
于是，在管谟业以为自己稍微有了喘息之后，余切更加变本加厉的要求他。管谟业可以谈论他愿意创作的任何文学，但只要他出现错误，余切就会毫不留情的指出来。
而管谟业感到自己的文学偶像开始扼住他的喉咙。
“先锋文学？管谟业，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文学。”
“你又在聊废土？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不可能有受众的文学，是我在国外冲奖用的，你不会以为我拿来献给国内读者的吧？在我们这个十亿人中，有九亿农民，还有一亿工人的社会中。”
“你现在连魔幻现实主义也不能搞明白了吗？我以为这是你的立身之本。”
重压之下，管谟业只能选择倾泻在小说创作中，他心中隐隐有一种想法：要是我能写出一篇了不得的小说，而余切当时写的却不如我，是不是他就能正眼看我了。
这种想法很疯狂，但是一起来后，就无法抑制，简直让管谟业茶饭不思，几乎任何事情都想不了了。
在激情的驱动下，管谟业几天内就完成了小说的梗概，他将之命名为《白狗秋千架》。
“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
这是《白狗秋千架》小说的第一句话，很有韵味。
其实，模仿自川端康成《雪国》的“一条壮硕的黑色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
显然，这是一个悲剧风格的小说：
做了大学教师的“井河”衣锦还乡，他曾经的恋人“暖”变成一个贫穷邋遢的普通村妇。
能歌善舞的漂亮女“暖”，由于一次意外而从秋千上跌下来变残疾，最后嫁给哑巴，艰辛的农作使她变为粗俗的农妇。“井河”后来上大学，眼瞎的“暖”又嫁给邻村的哑巴，生了三个小哑巴。
结尾写“暖”骗过丈夫去镇上买布，白狗把“井河”引到了高梁地，暖提出了一个让井河无法拒绝的要求，就是想要一个会说话的孩子。
……
完全是管谟业风格的小说。从这一部小说，余切口中的“高密东北乡”就成了管谟业专属的“文学领地”，他也由一个四处漂流的文学乞丐，变成了这块领地上的“王”。
“高密东北乡”则成为国内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理坐标，就像是现在余切写过的《出路》里面闽南华人离家的乡间小道，或者《团圆》里面黎小军在港地、在纽约等地辗转，嘴里提到过的家乡津门，那是一个无限美好，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永远温情脉脉的地方。这恰好是他们之间的巨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