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的8月中旬，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忽然发生了这样的消息：几个日本的政客，“临时起意”，拜访了多年未曾公开拜访的地方。
这件事情打破了过去的惯例，对当时整个亚洲来说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日本在这时候是亚洲的表率，是唯一的黄种人发达国家，向全亚洲输出产业和技术；而且，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似乎是真的要改过自新，向前看齐。
毕竟就算在大陆，浩浩荡荡的青年交流活动还没有过去多久。那些友谊之歌似乎还在耳畔回荡，而现在却成为别样的讽刺，这些照片无比直白的表明：一切并没有变过。
经济的富裕并没有使这个国家变成理想中的文明之国，相反，似乎加倍的促使了一些人的野心。
当天，余切就看到有报纸批评：“这种行为极端危险，正在酝酿不好的势头”；然后，更为严肃的报纸上刊登消息，把这一幕评价为“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这可以说是很重的一个评价了。
一时间，山雨欲来。国内有大量赴日考察的学者和官员，学生也不少。比如，余切这一届的经济系上就有人选择了日本东京大学去留学，然后横生波折，无奈留级一年。
原先热情评价两国友谊的干部们，现在闭口不言；有个倒霉蛋干部在日本考察途中，因为误以为此次参拜是普通参拜，说错了话，被火速撤职。
在日本学习围棋的老聂也受了影响。
他打了个跨国电话给余切：“余切，我现在只能胜，不能败了。他们敢做出这种事情，他们就是我的敌人。”
“你不是一直都该是这种心态吗？从我在日本踢足球的时候，就清楚的告诉你了。能对你有什么影响？”
聂伟平抱怨：“我来日本这么久，还是交了一些朋友。但这个事情的发生，让我产生怀疑了，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日本这边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支持他们的政客这么干。这代表什么？那些你平时见到的围棋手、裁判、乃至于便利店的服务员，哪怕和你处了一辈子，你都以为是真正的朋友了，但只要他们脱下面具，他骨子里面只要抓着机会，还是要对付我们中国人的，他们根本见不得我们好。”
聂伟平苦恼道：“我觉得我好像陷入到了绝境，我活在一个不能信任任何人的环境里面，现在我连吴清源都不敢相信——他真的希望我赢吗？他也是日本人。”
余切哈哈大笑。然后告诉聂伟平：“老聂，你得有点儿信仰。”
“这和信仰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余切道：“人这一辈子要遇到很多事情，管你是求神拜佛，还是相信科学，或者是其他的，你心中就有个主心骨、方法论，你遇见事情就没这么内耗了。”
“余切，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明白！而且，我因为失去了我的日本朋友而感到伤心，但我以为你会更伤心。因为你拥有比我多得多的日本朋友，其实我打电话来，本来是要来安慰你的……”
余切笑道：“我看惯了这些了，哪里需要你来安慰！”
“你才多少岁，你又看惯了……”
聂伟平吐槽道。
余式鸡汤没有起作用，和常人想象的棋圣风范不一样，聂伟平这个人比较抽象，他不相信鸡汤。
聂伟平最后靠啥解决他的信任焦虑呢？
他们去日本访问的队伍当中，有一批日本乡下的农村姑娘，聂伟平天天逗弄日本姑娘，而那些日本姑娘很崇拜他这个中国来的围棋国手，终于给他心情整好了，缓解了他的焦虑。
他告诉余切：“我现在讲一句话，无论是什么时候，日本人都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余切却真的信自己说的鸡汤，而且马识途也很相信。他把对话拿去给马识途讲，马识途给出了很高评价：
“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你说的好，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必然会走向胜利的。别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敌人，我只管做好我自己。”
也是在这个时候，马识途写完了他那本有关于“飞虎队”的回忆传记。他之前交给杂志的那一部分文章，只是回忆录的其中一截。
原来老马整天也不光是在打牌。
历史上，马识途写的这个回忆录有很多文章，后来被编纂为《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出版成书，里面有一部分，详细写了他一个地下d，怎么和美国飞行员结识的。
飞虎队就是美国当时招募的，专门在中国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飞行员。这个队伍是当时国内大价钱招募来的“雇佣兵”，但也确实做出很多贡献。
马识途和飞虎队这帮人见得不多，但每一次都很关键。他们在四十年代成为朋友，八十年代开放后又见了一次，再之后则是新世纪初：
于是，马识途在大陆这边出版了回忆书籍；而美国的飞虎队，和飞虎队的队员们，则成立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建设了飞虎队友谊学校——专门为那些致力于中美友谊的美国青少年进行航空培训。
马识途恰好经历了一个甚至两个完整的周期：从敌人到朋友，从朋友再到敌人。
马识途对这些事情，说来十分感慨：“我这一辈子是很有趣的，我年轻的时候读书并不比你差，我第一次就考进了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央大学。然后，在组织的号召下，我改换门庭，又考取了川大和西南联大，川大出榜早，我很快在川大读书了……”
“再然后，组织希望我能在西南联大潜伏下来，我又从川大退学，重新就读西南联大，我正是在这个地方，和这些美国‘飞虎队’，也就是美国来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飞行员们，进行结交。”
“一开始这种结交是有意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在那时发展成了真正的友谊；再之后，局势动荡，国家对立，我们成为敌人；前些年，我们又成为朋友……”
说到这里，老马忍不住慨叹一声，“唉！我怀念我的地下d生涯。”
他道：“我一直没有说过最喜欢你什么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出路》。我们有很多老人，喜欢你的《出路》，不光是因为你写了大团圆，还因为你在其中隐约透露出一种对积极进取的人的同情……你隐隐的赞叹那种生命力，其实我悄悄的告诉你，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都有自己逐渐形成的一个价值观，和不可逾越的雷区，不论是什么人也不能破坏它。”
余切听得很认真。
京城作协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余切也参加了活动。这次研讨会地点就在“小西天”电影院——对，就是之前燕大学生聚会的那个地方。
为啥要搞研讨会呢？
《京城文艺》的李铎觉得，将来可能有一批专门负责为影视化来创作的作家，因为现在的作家薪酬体系当中，编剧的工资要比写小说的工资高得多，而且能很轻易的卖两次钱。
一次当小说卖，一次当剧本卖。
所以，有必要看看现在的商业化电影。这也是文化部门下达的要求：电影也是文化部门应该推广的产品之一，但它这个时代，表现得比小说逊色太多。
《小鞋子》的受捧，大家还是更多认为是原作品本身就优秀。
不少作家参与了这个会议。余切，石铁生、刘振云，还有恰好来京城出差的贾平凸等人，还有一些军旅作家。
既然都在小西天影院了，自然要看一些优秀的故事片，看个啥呢？
大家投票出来的电影是日本片《追捕》，这是个经典商业片。
小西天影院人满为患，结果一进去，落了座，小西天的工作人员道：“对不住了，各位老师，咱现在不能放日本片。”
“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里面有大尺度的镜头？”贾平凸道。
“不是！”工作人员说，“我们最近不能放映日本电影。不论是《追捕》还是什么其他电影，现在都不能放了。您要放什么电影都行，就是日本片不行。”
哦，众人才恍然大悟。
当时呢，国内对这个消息介绍的不是很明朗，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神厕是个啥，对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不是很清楚。
只是觉得奇怪，还有可惜：
“我们看不成日本片了，就看其他的吧。”
众人又开始投票。小西天影院里面有不少现成的故事片胶卷，罗列在一个花名册上。因为石铁生非常喜欢看电影，阅片量很大，众人就推举出他来选电影。
他接过花名册左看右看，摇头道：“不行，这些都不行！”
“怎么个不行?”李铎问道。
石铁生望着余切，说：“我最近看了余切编剧的新电影，你们都知道，那片子是写的我这种病，但是抛开这一层关系，这个电影也是很好的，我以为比《追捕》还要好；而花名册上的电影——《佐罗》、《多瑙河之波》、《勇敢的米哈依》……离我们太远，真不如《小鞋子》。”
“我们从这上面，学不到什么。与其看这些东西，不如问问余切怎么写出小说的。我渴求那种兼具商业性，但又厚重无比的小说。”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众人顿时就起哄了！
余切只好上台把他怎么写出小说的过程，再重复一遍。这个小说是一个定制小说，某种程度上，没有慈善行动，就没有这一篇小说。
大家又对余切在日本的经历感到好奇：“你在日本募捐了好几百万，说明日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咱们现在又忽然闹成这样，连电影也看不成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你以后还能去日本吗？”
余切说：“我合作的出版社是岩波出版社，这是个专门出版海外作家的日本本地书商，类似于咱国内的沪市译文，他们处理起来很有经验，而且说到底，我小说的受众，也不是日本的大众书迷。这事儿对我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
李铎道：“那假如事情进一步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怎么办？”
事情显然没发展到那种地步，但余切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小说虽然没国界，作家还是有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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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事情，整个下半年，两国文化方面的交流都停摆了。去年那种热闹的状态一去不复返。大批大批的访问团在日本呆到了八月份，本来按照计划，还得再考察一段时间——然后就忽然调转方向回国。
所以老聂为啥能在历史上，被捧到那种地步呢？
这是有一个前置因素在的。
其他国家也爆发了反对声浪，不论是韩国、马来西亚、还是朝鲜……通通发文批判。日本国内也受到影响，余切的《新现实三部曲》本来于9月份，要在日本东京出版，现在却不得不延迟到11月份。
去年的同一时期，余切的小说《狩猎愉快》已经在日本出版了。
岩波出版商的绿川亨解释这事儿：“《大鲁迅全集》在日本战败之后，反而更加得到追捧！当风波过去之后，您的作品一定能有更好的销量！”
“真正的文豪，是可以穿越时间长河，而仍然具有生命力的。”
甭管这个日本书商怎么鬼扯，余切今年的收入不得不延迟了一些交付。
这事儿让他想起了：是否可以挖掘其他国家的市场？
在日本都拿到芥川奖了，已经走到头了，而其他国家还有那么多奖项可以去拿。余桦、管谟业这些人将来在意大利、法国这些地方刷奖，我怎么就不能提前十年去布局呢？
他的心态还是很平稳。
另外一边，搞水利的林炳南却有些破防了：因为这个事情，也影响到了一些日本援华的专家。大家原先是相互信任的，而现在却产生了间隙，恐怕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你原先说贷款存在陷阱，我还觉得是一半的可能性，现在我已经认为八成、九成。”
他向余切回忆起了自己过去在日本学习的经历，然后给出一个结论：没想到变得这么快。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场信任危机，那种美好的时代不再有了，不如说，一开始就不存在这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