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往家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秋收过后的老街弥漫着一股子潮湿的稻草味，混着路边煤炉子的烟，呛人又熟悉。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水泥路面，每过一个坎，车筐里的苹果就颠一下——我特意绕去副食店买的，八毛钱一斤，挑了六个最大的。路灯还没亮，沿街住户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有家在炒辣椒，喷嚏跟着香味一块儿往外飘。
这条街我前世走过无数遍，每一块裂缝我都认得。上一世最后一回走，我欠了一屁股债，从这跳了楼。那时候路灯是亮的，照着我影儿很长。现在影子也很长，但方向反了。
到了家门口，我支好车子。三间平房，院墙上爬满了枯了的牵牛花。推门进去，屋里飘出来炖白菜的味道。
“哥？”
炜婷从里屋探出头，马尾辫一甩。她穿着校服，袖子挽到小胳膊肘，正在台灯底下写作业。那盏台灯灯罩掉了一边，铁丝露着，光打在她半边脸上。
“我买的苹果。”我把网兜递过去。
“哇，红富士！”她掏出一个在袖口上擦了擦，“妈，哥回来了！”
里屋传来铝锅盖被掀开的声响。
母亲刘淑芬端着一锅白菜粉条炖豆腐走出来，热气糊了她的眼镜片。她摘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看我一眼，笑了一下，没说话。她把锅放到桌子中央，又折回去拿碗筷。四副，白瓷的，边上描着蓝边，磕了好几处，用红漆描过。
屋里陈设跟我记忆中一样。墙上挂着1990年的挂历，是机械厂发的，印着一辆小汽车，十二月的那个格子还空着。14寸黑白电视摆在堂屋角落，正在播《渴望》，刘慧芳在屏幕上掉眼泪，雪花点一阵一阵的。父亲炜正坐在藤椅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领口磨出了毛边。他面前的矮凳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的红字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铁皮。
他没看我。眼睛盯着电视，手伸到缸子旁边，摸出一瓶红星二锅头。
“吃饭吧。”母亲说。
桌子是折叠的，四条腿有一条短，底下垫了块瓦片。炜婷把作业本收起来，给我拉了把椅子。我坐下来，正对着父亲。他端起碗，手有点抖——那是三年前在车间里被冲床砸过的后遗症，腕子里面打了钢钉。白菜汤盛到碗里，晃出一圈油花。
“爸，妈，”我放下筷子，“我过两天要出去一趟。”
屋里只有电视里的声音。慧芳在哭，音乐很响。自从我从厂里打了辞职报告，就没回过一趟家。
父亲没抬头，继续夹了一筷子粉条。他的咀嚼声很重，一下，两下。
“去哪？”问的是母亲。她把一块豆腐夹到我碗里，动作没停。
“省城。可能还会去更远的地方。”
咀嚼声停了。
父亲慢慢放下碗。他的手还在抖，碗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脆响。他没看我，看向电视。刘慧芳正好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屋子里回荡着配音的混响。
“干什么去？”
“做生意。”
“你那个百货店呢？”
“交给店里的人管。十八个乡镇的点也安排好了。”
父亲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那个表情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我跟他提起”做生意”，他都是这个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的情绪，像在看一个走火入魔的人。
“胡闹。”他说。
就两个字。声音不大，但像两块石头砸进水里。
炜婷在旁边小声说：“哥又不是胡闹，他比厂里那些领导强多了。领导才……”
父亲转过头看她。
他没说话，只是瞪了一眼。那眼神不重，甚至算不上凶，但炜婷的话立刻断在了半截。她低下头，筷子在碗里戳着，不敢再出声了。但她也没认错。
“吃饭。”父亲说。
桌上只剩下电视机的声音和咀嚼声。母亲的碗端到嘴边，又放下了。她起身去厨房：“我盛点汤来。”
厨房就在隔壁，没有门，只有一道布帘子。她在帘子后面站着，水龙头没开——水桶里是早上接的自来水，她没用。她就站在那儿，碗拿在手里，竖着耳朵。
我知道她在听。
父亲喝了一口二锅头，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工装领口敞着，露出里面洗变形的跨栏背心。厂里的效益早就不好了，工资拖欠了两个月，他不说，我也知道。
“什么时候走？”
“三天后。”
他没再问。端起搪瓷缸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站起来，走进了里屋。
电视还在放，《渴望》的片尾曲响起来。炜婷凑过来，压低声音：“哥，你去省城带我玩呗？”
“你好好学习。”我揉了揉她的脑袋，“考上重点高中，哥带你去省城最好的饭店。”
“拉钩？”
“拉钩。”
她伸出小拇指。她的手指很细，指节处有写字磨出的茧子。前世这双手，后来去流水线拧了十五年的螺丝。
母亲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汤，碗沿冒着热气。她看了眼里屋的方向，把汤放在我面前。
“多吃点。”她说。
我没说话，端起碗喝汤。白菜炖得很烂，粉丝吸饱了汤汁，烫嘴。这味道我记了两辈子。
饭后我帮炜婷检查完作业，又跟母亲说了几句闲话。她说巷口老张家的闺女结婚了，男方是纺织厂的；她说今年的白菜便宜，三分钱一斤腌了十几棵。她没问我去省城做什么，也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十点多，我起身告辞。父亲已经进了里屋，门帘子垂着，里面没点灯，不知道是睡了还是醒着。
“我走了，妈。过两天再来。”
“骑车慢点。”她帮我把围巾紧了紧。围巾是她织的，藏青色，起球了。
我推车子出了院门。巷子里很安静，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到了巷口，我刚要上车，身后传来一声喊：
“站住。”
我回头。
父亲站在院门口，身上还是那件蓝工装，没披外套。十一月的夜风很硬，他缩着肩膀。他朝我走来，步子不快，手插在工装口袋里。
走到我面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那是一个布包，手掌大小，用一块旧手帕裹着，系了个死结。
“拿着。”
我低头看。手帕是蓝色的，印着白色的工厂标志，是机械厂发的劳保用品，边角都磨毛了。
“爸，这是……”
“我年轻时出公差，厂里派我去省城学习。”他的声音很哑，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三个月。我记了笔记。哪些地方能住人，哪些地方有食堂，哪些地方……别去。”
我愣住了。
他转身往回走，走到院门口，又停住。他没回头。
“你那个店，我去看过。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下午。”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布包攥得死紧。
“爸……”
“灯还亮着，”他说，声音从风里传过来，“你回来的时候，认得路。”
门吱呀一声关上。院子里那盏灯没灭，从窗户里透出来，在地面画了一个方块。
我站在巷口，手里攥着那个布包。风从北边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远处的电线杆上，大喇叭突然响了，开始播放夜间新闻，电流声滋滋啦啦。
我解开那个死结。里面是一个牛皮纸的小本子，边卷了，封面上有褪色的钢笔字：“出差记录·一九六五”。翻开第一页，字迹工整：
“省城火车站东广场，住招待所，每晚八毛。往北走三条街，有公家食堂，馒头五分一个……”
再往后翻，密密麻麻记了十几页。哪条路晚上不安全，哪个商店的售货员态度好，哪个巷子里有免费的开水。
最后一页，不是记录。只有一行字，写得很大，笔迹比前面潦草：
“想家。第三十七天。”
我把本子合上，塞进口袋。远处有人家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不知是哪家有喜事。我蹬上车，往城区骑去。
骑出去很远，到了大路上，我才回头。
巷子已经看不见了。但我知道，那盏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