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江城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成了泥水。我正要进屋，眼角瞥见街对面停下一辆黑色桑塔纳。车门打开，下来三个人，全都穿着深灰色西装，打领带，黑皮鞋踩进雪水里，眉头都没皱一下。
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矮胖，戴一副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真皮公文包。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三十来岁，手里各抱着一摞文件夹。
“请问，是炜杰同志吗？”金丝眼镜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过来。
名片上印着：东海贸易集团审计部，马国栋，高级审计师。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和一串传真号码。
“马会计师，远道而来，有失远迎。”我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接过名片。
“郑总委托我们对合作方进行例行审计。”马国栋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上面盖着东海贸易的红章，“这是委托书。请配合。”
我扫了一眼那红章，笑了：“欢迎。正好我这儿账目乱，你们来了帮我理一理。外头冷，请进，喝杯热茶。”
“总部”是商业街店的二楼，一个收拾出来的阁楼，摆了张办公桌、一个旧文件柜，墙上挂了块小黑板，写着各店的日销售额。冬天暖气不足，屋里放着一只蜂窝煤炉，烧得通红。
我让赵强去楼下拿搪瓷缸子。店里一共四个缸子，两个掉了瓷、露出底下黑铁皮，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
赵强拎上来一壶开水，我从柜台底下翻出半包散装红茶。茶叶是前阵子从供销社买的，用旧报纸包着，已经有点受潮。
“条件简陋。”我把缸子递过去。
马国栋接过搪瓷缸子，看了看掉瓷的地方，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放下缸子，从公文包里把家伙一一摆出来：计算器、复写纸、空白表格，还有一台便携式传真机，接上了店里的电话线。九十年代的传真机是个稀罕物，黑色的方盒子，滋滋啦啦地吐纸，一股油墨味。
“请提供最近六个月的进货单、销售日报、库存清单、银行存折流水，以及所有供应商合同。”马国栋掏出一张打印好的清单，逐项念。
“没问题。”我走到文件柜前，从最上层搬出一个铁盒子，“都在这儿。”
马国栋戴上眼镜，翻开第一本账——那是我早就准备好的”面子账”。
他看得很快，粗短的手指翻着纸页，计算器按得噼啪响。两个助手埋头核对单据，复写纸垫在进货单底下，用圆珠笔一遍描出两份记录。
“你的电子表，”马国栋突然抬头，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眯，“进货价五块，售价六块，利润只有一块？”
“薄利多销。”我咧嘴一笑，给他续上热茶，“竞争太激烈了，电子表现在满大街都是，不卖便宜点，人家扭头就去隔壁摊买了。一块钱的利润，能走量就行。”
马国栋低下头继续翻账。过了几分钟，他又拿起另一页：“丝袜进货价一块，售价两块八到三块。这个利润比电子表高很多？”
我故意愣了一下，挠挠头：“这个……渠道不同。电子表是郑总供的，定价全国统一。丝袜是我从温州拿的，小作坊直供。”
“什么厂？有合同吗？”
“没名号，熟人介绍的，没签合同，口头约定，要多少货拍个电报过去，款到发货。”我摆摆手，装作满不在乎。
两个助手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心里清楚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小商贩有点脑子，但管理粗放，连个正式合同都没有，典型的个体户作风，有点聪明，但上不了台面。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马国栋查了一整天。中午我在国营饭馆安排了四个菜一个汤，他吃得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报表。
下午三点，他开始写报告。一支钢笔，蓝色墨水，字迹工整。
“经营状况正常，利润一般，管理较为粗放，无重大风险，合作可控。”他把报告递给我，“签字确认。”
我签下名字。他把报告塞进传真机，滋滋啦啦——一份传回了省城东海贸易总部。
“辛苦了。”我把他们送到门口。
马国栋握了握我的手：“炜杰同志，郑总很看重你。好好干。”
黑色桑塔纳消失在街角。
省城，东海贸易总部，十八楼。
郑东海穿着深灰色中山装，手里夹着一支红塔山，没点。传真机刚吐出来的报告还热乎着，他拿起来看了一遍，随手扔在办公桌上。
“你觉得呢？”
陈婉清走过去，拿起报告。她的目光在”利润一般”那几个字上停留了一会儿。
“报告是真的。”她说，“但……可能不是全部。”
“什么意思？”
“他的丝袜渠道利润很高，但报告里没有详细拆分。温州小作坊的进货成本、运输费用、损耗率——全都没有明细。”她顿了顿，“他在藏利润。”
郑东海把烟点上：“藏了多少？”
“我猜……真实利润可能是报告上的三倍。”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郑东海深深吸了一口：“他藏利润，说明他不信任我。不信任我，说明他想自己单干。”
陈婉清没有接话。
“你觉得该怎么办？”
“再观察。”陈婉清说，“他现在根基不稳，翻不起大浪。温州渠道有价值，强行收编，得不偿失。”
郑东海沉默了很久：“嗯。你盯着点。”
陈婉清点点头，转身出了办公室。
审计组走后的那个晚上，我坐在办公桌前，把抽屉最深处的一个牛皮纸袋拿了出来。
纸袋里是本”里子账”——真账。
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数字。电子表的真实利润不是一块，而是两块五——有一部分货我绕过了郑东海的渠道，直接从广东进的尾单。丝袜的温州渠道成本比账面低了四成，三家店的实际日流水也比报上去的多出一截。
真实月净利，是那份报告上的三倍还多。
我把真账锁回抽屉最深处，钥匙揣进内衣口袋。
郑东海看到了假账，以为我只是个利润薄的个体户。他轻视我——这就对了。
但陈婉清看穿了我。她说”三倍”——太准了，不像猜的。她没有提醒马国栋查得更细，在郑东海面前选择了沉默。
这意味着，她在帮我隐瞒。
为什么？我不知道。她站在郑东海身边，却未必全心全意为郑东海着想。这种人，可以是盟友，也可以是敌人。
我走到店门口。天黑了，路面结了层薄冰。
赵强正用旧抹布擦车门上的泥点子。
“哥，审计的走了？”赵强抬头。
“走了。”
“查出什么了？”
“查出了他们想查的。”
赵强一脸茫然：“哥，你这话啥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以为我是兔子，其实我是狐狸。”
赵强愣了半天，挠挠头：“哥，你说啥呢？”
我笑了一下：“没什么。擦你的车吧。”
赵强嘟囔着低下头。绿色的解放牌在路灯下泛着暗光，像一头沉睡的野兽。
郑东海看着假账，以为摸清了我的底。陈婉清看穿了真账，却选择了沉默。
棋盘上多了一个人。
但我不怕复杂。一九九一年的冬夜，我站在店门口，身后是一本锁好的真账，面前是一辆擦得发亮的货车。
游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