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走进来之前，我已经把他的底摸清楚了。
三十五岁，省城人，百货行业干了十二年。最早在省城第一百货当售货员，一步一步升到柜组长、楼层主管，最后做到副店长。周明远花了大力气把他挖来，承诺月薪三百，外加年底分红。
周明远倒台后，王海的位置变得很奇怪。
郑东海不信任他——王海是周明远的人，而周明远已经变成了郑东海眼里的一颗沙子。陈婉清也不重用他——她有自己的班底，省城带来的两个心腹分别管着财务和货源，王海被架空了，名义上是店长，实际上只管着日常开门关门、排班值日。
这些情报，是陈婉清给我的。
“你要动王海？”她在电话里问，声音透过话筒传来，带着轻微的电流杂音。
“只是问问。”
“他手里有郑东海在江城的客户名单，还有东海百货的全部供货渠道。”陈婉清顿了一下，“但他不会给陌生人。”
“所以我才找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老式旋转拨号电话的听筒压在我耳朵上，塑料壳子有些发烫。
“我安排。”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见面是在纺织厂店的后间。
王海比我想象的矮，一米六五左右，肩膀很宽，穿一件藏青色的确良外套，袖子磨出了毛边。他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机灵的亮，是长期在柜台后面看人被练出来的——一眼能分辨出谁是真想买货的，谁是来闲逛的。
“炜老板。”他点点头，没伸手。
“王店长，坐。”
他坐在木凳上，屁股只沾了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叉，指节发白。
小马端上来两杯茶，搪瓷缸子，茶叶是最便宜的花茶，水面浮着几根梗子。
“陈经理说，你想见我。”王海开门见山，声音很平，听不出情绪。
“我想请你过来。”我也不绕弯子，“来我这儿。
王海的眼睛动了一下，但表情没变。
“给你百分之五的分成。你管的店，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归你。”
“凭什么信你？”
这个问题我早有准备。
“凭我四个月开了四家店，营收翻了三倍。”我从柜台底下拿出真账，摊在他面前，“这是我从五月份到现在的账目，每一笔都经得起查。”
王海接过账本，手指在纸面上划过。他的手指粗短，指甲剪得很整齐，指腹上有几道浅浅的茧——那是常年打算盘留下的。
他看了五分钟，合上了账本。
“是真的。”他说，“但数字不大。”
“是不大。”我承认，“但那是四个月之前。现在有六家店——三家自营，三家新收的。下个月，这个数字翻一番。”
王海没说话。
我往前凑了凑：“王店长，你在东海百货什么处境，你自己清楚。周明远倒了，郑东海不信任你，陈婉清不用你。你名义上是店长，实际上连进货单都摸不着。”
他的手指收紧了。
“你在等。”我继续说，“等郑东海给你一句准话，或者等陈婉清给你一个实权。但你等不到。郑东海这个人，疑人不用。你身上打着周明远的烙印，这辈子在他手里翻不了身。”
“够了。”王海的声音有些哑。
我没停：“来我这儿，你是第***。六家店全归你管，进货、定价、人事，你做主。我不在的时候，你说了算。”
王海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他的喉结动了一下，吞咽的声音很响。
“百分之五……”他放下茶缸，“是净利润的百分之五？”
“是。”
“如果店亏了？”
“底薪六百照发，分成部分没有。”我说，“但你不会让我亏的，对吧？做了十二年百货，你要是连六家小店都管不好，那我也认了。”
王海笑了。那笑容很短，像是冬天里的一道阳光，闪一下就没了。
“还有一件事。”他说。
“说。”
“我有四个人。跟了我两年的，两个店员、一个收银员、一个库管。”
“全要。”我说
“他们会带上客户资料。”
“什么资料？”
“东海百货开业这一个月的会员登记表。”王海说，“三百多个会员，姓名、单位、电话、偏好品类。还有——省城渠道的供货价目表。”
我心里跳了一下。会员登记表和价目表，这两样东西比金子还值钱。
“你怎么带出来？”
“我是店长。”王海说，嘴角扯出一个很淡的弧度，“钥匙在我手里。”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伸出手。
“成交。”
他握住我的手。手掌干燥，掌心有茧，力道很大。
“什么时候能上班？”
“明天。”王海说，“今晚我把东西带出来。”
王海走得干净利落。
第二天一早，东海百货的卷帘门没打开。九点，该开门的时间，门锁着。门口聚了十几个等着买货的大妈，叽叽喳喳地议论。
“怎么回事？”
“店长呢？”
“是不是出事了？”
十点，陈婉清从省城赶过来，带着两个心腹。她们打开店门，发现库房里少了一摞文件，收银台的备用金也少了两百块——王海拿走的，算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更麻烦的是，四个熟练员工同时消失。新招的店员连货架编号都记不住，顾客问什么，她们翻半天台账找不着。一个老太太要买三十五码的丝袜，新来的店员给她拿了三双，全是大一号的。
“你们会不会卖货？”老太太把丝袜往柜台上一摔。
下午，陈婉清打了三个电话给王海，全是忙音。她又打给我。
“你干的？”
“什么？”
“别装。”
我把电话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里翻着王海昨晚带来的会员登记表。三百四十二个人名，钢笔字，密密麻麻写在十六开纸上，有的旁边还标注着”喜欢深色”“要九分袜”“月底发工资来买”。
“王海辞职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说，“跟我没关系。”
“炜杰。”陈婉清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警告，“郑总会查的。”
“让他查。”我说，“查到我头上，我认。查不到，那是他没本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知道了。”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郑东海的电话是在三天后打来的。
不是打给我，是打给陈婉清。但我在场——我就在纺织厂店的后间，陈婉清坐在对面，她的表情从平静变成紧绷，又变成若有所思。
“查了，”她说，“没有证据。”
“什么意思？”
“王海是自己辞职的，留了辞职信。四个人跟着他走，属于正常人事变动。至于客户资料……没有目击证人证明他们带走了文件。库房那边说’可能丢了’，但拿不出清单。”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站在陈婉清的对面，听不见郑东海说什么，但我能想象他的表情——那张圆润的脸上，嘴角抿成一条线，手里的核桃转得飞快，两颗文玩核桃互相摩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个年轻人……”郑东海终于开口，声音从话筒里漏出来，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质感，像是砂纸打磨木头，“比我想象的难缠。”
陈婉清抬起眼，看了我一下。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
“郑总，”她说，“下一步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郑东海的声音冷了下来，“江城的事，你全权负责。做得好，你的份额往上提。做不好……”
他没说完，电话断了。
陈婉清慢慢把听筒放回座机上。旋转拨号电话的叉簧”咔哒”一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很清脆。
“他让你全权负责？”我问。
“嗯。”
“那你是帮他，还是帮我？”
陈婉清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纺织厂的厂区，下午三点多，烟囱里冒着淡淡的白烟。几个女工骑着自行车从厂区大门出来，车筐里放着刚买的菜，葱叶子从塑料袋里戳出来。
“我帮我自己。”她说，“郑东海在试探我。他知道我跟你接触过，但他没有证据。现在他把我推到前面——如果你赢了，是他用人得当。如果你输了，是我办事不力。”
“进退两难。”
“一直都是。”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从你出现那天起，我就没舒服过。”
我笑了：“那我给你添麻烦了。”
“不是麻烦。”她说，“是变数。郑东海最恨变数，我也是。”
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那包细长的女士香烟，抽出一根，但没点。只是夹在手指间，翻来覆去地转。
“王海呢？”她问。
“在帮我管六家店。”
“他好用吗？”
“好用。”我说，“比你想象的还好用。”
陈婉清把烟塞回口袋，没抽。
“炜杰，”她说，“我帮了你这一次。下一次，我不一定帮得了。郑东海不是傻子，他能猜到是你挖的人，只是抓不到把柄。再有一次……”
“再有一次，我自己来。”我说，“你帮过我，我记得。但我不指望你一直帮。”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欣赏，不是厌恶，是一种棋手看棋手的审视——她在评估我，评估我的每一步，评估我能走多远。
“你走吧。”她说，“我得写报告了。”
从纺织厂店出来，我骑车去了中山路。
五金店里，王海正在理货。他把库房的货品按品类重新排列，丝袜放一排，电子表放一排，皮带围巾放最里面。四个原来的东海百货员工穿着统一的工作服——蓝色围裙，是我从旧货市场批发的，一件三块五。
“怎么样？”我问。
“还行。”王海从货架后面探出头，额头上有汗，“会员登记表的名单，我已经让两个店员抄了一份。三百四十二个人，这周之内全部联系一遍，告诉他们我们这儿开业，货比东海百货好，价比东海百货低。”
“他们信吗？”
“试试才知道。”王海说，“但我还有一招。”
“什么？”
他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张纸——省城渠道的供货价目表。
“东海百货的进货价，全在上面。”他把价目表递给我，“他们卖五块二的丝袜，进货价三块五。我们卖四块八，进货价两块二。每一双，我们的利润是一块六，他们是一块七——但他们的固定开销是我们的十倍。”
我接过价目表，手指在纸面上划过。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打价格战，我们能耗死他。”王海的眼睛很亮，“他降一次，利润变薄。我们降两次，还有赚头。不出三个月，东海百货的账本就全红了。”
我把价目表折好，塞进兜里。
“干得好。”我说。
王海点点头，转身继续理货。他的动作很快，很熟练，把一箱丝袜拆开，按颜色和尺码分类上架。这种手速，没有十年柜台经验练不出来。
我站在五金店的门口，透过玻璃窗，看着对面的东海百货。
合金大门还开着，但里面明显冷清了。门口的红色横幅褪了色，“九折优惠”的”九”字被风吹掉了一半，剩下一个”折”字孤零零地挂着。玻璃橱窗里，丝袜模特的塑料腿上落了一层灰。
一个原本要进东海百货的大妈在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我们这边——五金店门口新挂的招牌，白底红字，“炜杰百货”四个字，是李老师傅用毛笔写的，歪歪扭扭，但看着顺眼。
大妈转身朝我们这边走来。
王海从货架后面探出头，脸上堆起职业性的笑容：“大姐，看点什么？丝袜刚到的新货，浪莎的，四块八，比对面便宜四毛。”
大妈的脚步停在了我们店门口。
棋局，在这一刻，悄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