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31日。
我把最后一批账对完，已经是下午四点。窗外飘着细碎的雪花，落在玻璃窗上，化成一条水线。
小马坐在我对面，鼻尖冻得发红，手里攥着一支钢笔，笔尖悬在纸上，等我报数。
“省城城郊店，十二月份营收一万零三百，净利四千一。”我说。
“记了。”
“江城六家店，十二月份总营收六千八，净利两千九。”
小马把数字写下来，然后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他算了算，抬起头：“哥，全年净收入……”
“多少？”
“八万四千六百元。”
我从他手里接过账本，自己看了一遍。八万四千六百元。在1991年，这笔钱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国营厂工人，年收入两千元左右。八万四，相当于四十二个工人干一年的总和。
我把账本合上，牛皮纸封面发出一声脆响。
“发钱。”我说。
红包是用红纸包的，我自己裁的纸，自己叠的封。
赵强站在柜台前面，我把一个厚信封递给他：“五百。”
他愣了一下，没接：“哥，这太多了。”
“拿着。”我把信封塞进他手里，“江城六家店，你管了大半年，没出过一次差错。这钱是你该拿的。”
赵强攥着信封，喉结动了动：“哥，明年……”
“明年你继续管江城。”我说，“但得给我带个徒弟出来，把片区经理的事担起来。”
他点点头，把钱塞进棉袄内袋。
李老头的红包最厚，八百。他接过红包，捏了捏厚度，然后拆开数了一遍。数完，他把钱塞回去，对我说：“炜杰，我跟你干了快两年。”
“嗯。”
“你这人，算账算得清，对人也算得清。”他把红包揣进兜里，“明年我还跟你干。”
小马得了三百。他接过红包，脸涨得通红：“哥，我……我才跟了你不到一年……”
“你踏实。”我说，“踏实比聪明值钱。”
小马把钱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王海的一千块，我是亲自送到他手上的。他比我大十岁，之前在郑东海手下当过店长，带着整个团队过来帮我。这一千块是谢礼，也是表态——我炜杰不会亏待从敌人那边过来的人。
王海接过钱，看了很久，说了一句：“郑东海……不会坐看你做大的。”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才要你帮我盯着。”
顾明远的红包是按联营分成走的，具体数额我没在众人面前说，单独跟他谈的。他在江城的联营店经营得不错，虽然规模不大，但账目清楚，从不含糊。
最后一个红包是给苏晓棠的。
但她不在。她在江城的裁缝铺里赶一批工装的订单，说是腊月十五之前要交货。
我托赵强给她带回去的——不是红包，是一台蝴蝶牌电动缝纫机，上海产的，花了二百块。附了一张纸条：“谢谢你帮省城店做设计。这台机器比手摇的快三倍，明年会有更多店需要你。”
晚上，全家人在省城城郊的出租屋里吃年夜饭。
说是年夜饭，其实就是比平常多做了两个菜。母亲炖了一条鲤鱼，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拌了个白菜粉丝。炜婷从学校回来，带了半只板鸭，说是学校发的奖学金买的。
父亲坐在桌子旁边，右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在抖，比夏天的时候抖得更厉害了。右手背上有一道旧伤疤，是1985年机床事故留下的。现在他退休了，机械厂效益不好，退休金拖了三个月没发，但名额总算保住了。
“爸，手怎么样？”我问。
“老样子。”他把右手收下去，放在大腿上，“天冷了，抖得厉害些。开春就好了。”
他没看我，盯着桌子上的鱼。鱼的眼睛是白的，瞪着天花板。
炜婷坐在我对面，十六岁，扎两条辫子，穿一件红色毛衣。她是重点高中的学生，这次期末考试年级前十。
“哥，”她给我夹了一块鱼肉，“我们学校有同学问起你。”
“问起我什么？”
“说你是做生意的，问卖不卖电子表。”她眨眨眼，“女生想要那种粉色的。”
“让你同学直接来店里。”我说，“粉色的有，给她们算成本价。”
炜婷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盘饺子，放在桌子中央。她今年五十，头发白了一半，但精神比前两年好了。她不再糊纸盒了——那个活一天挣不了几毛钱，还熬眼睛。现在她帮我们做后勤，腌菜、做饭、收拾库房，每个月我从账上给她开一百五十块工资。
“吃饭吧。”母亲说。
出租屋是两室一厅，月租八十块。客厅不大，摆一张饭桌和四把椅子就占了一半。墙上贴着一张1992年的挂历，是银行送的，上面印着一幅山水画。另一面墙上挂着父亲得的奖状——“江钢机械厂1983年度先进工作者”，红纸金字，边角褪色了。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窗外有人在放炮仗，噼里啪啦的，远处有孩子在喊：“过年啦！”
父亲端起酒杯，里面倒的是散装白酒，两块钱一斤。他左手端杯，右手还在腿边抖。他没看我，看着窗外。
“省城……”他说，“比江城大。”
“嗯。”我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辣椒炒得焦香。
父亲把酒杯放下，转头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白有些发黄，但瞳仁还是黑的，像两颗没打磨的石头。
“灯还亮着。”他说。
我的手停在半空。
这句话。父亲在江城的家里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候我走投无路，父亲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说：“灯还亮着。”
现在，在省城的出租屋里，他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他不再说了，低下头，用左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送进嘴里。咀嚼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父亲，没说话。炜婷低头扒饭，假装没听见。
但我知道父亲的意思。
江城的路走完了，省城的路刚开始。灯还亮着，说明前方还有路，还有人，还有事等着我去做。
吃完饭，炜婷帮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
我披上棉袄，推开阳台的门。
阳台上堆着几箱没拆封的货，蜂窝煤靠墙码着，绳子上晾着母亲的围裙。我站在栏杆前面，看着远处的灯火。
省城比江城大十倍，灯火也多了十倍。远处国贸大厦的霓虹灯还在亮，红绿交替，把夜空染成暧昧的颜色。更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路灯排成一条直线，像是有人在天上画了一道。
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父亲的笔记本。
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更破了。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是父亲1991年最后一条记录——“12月31日，搬家省城，房租八十。”
我在下面另起一行，用圆珠笔写下：
“1991年。7家店。8.4万。1992年目标：30家店，50万。”
写完之后，我把笔盖上，纸页上的墨迹还没干透，泛着光。30家店，50万。在省城，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郑东海会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意味着阿黄的仓库要扩大三倍，意味着我要招至少二十个伙计，培养三个片区经理。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贴身口袋。冷风吹在脸上，带着煤烟和雪的味道，但我脑子清醒。
身后传来脚步声，阳台门被推开。是炜婷。
“哥，外面冷。”
“我知道。”
她走到我身边，两只手搭在栏杆上。她十六岁，个子已经到我这儿了。远处有烟花升起来，炸开，把她的脸照成红色。
“哥，”她说，“1992年，你会更忙吧？”
“嗯。”
“那我以后帮你管账。”她说，“我数学好。”
我没说话，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她躲了一下，但没躲开。
烟花又升起来了，这次在近处，声音很响，像是一记闷雷。五颜六色的光在夜空里绽开，又慢慢消散，变成灰白色的烟，被风吹散。
郑东海在省城的某个地方，也许也在看这同一片烟花。他在谋划什么？收编不成，合作不成，接下来是什么？价格战？封杀供货？还是更狠的手段？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灯还亮着。
风从北边吹过来，冷，但清醒。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