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六月间，直隶咨议局三番四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同时反对奕劻的内阁，认为以皇族担任内阁总理，不合君主立宪的原则，有失人民愿望，措词激烈而痛切。这些要求，与革命行动是无关的，各省咨议局的活动都是在致力于君主立宪，当时好多省咨议局曾派代表赴江苏南通，拜访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请张赴北京一行，观察清廷动向，作为各省咨议局今后对国是应采方针的参考。张謇欣然同意，遂偕雷奋和刘厚生同往，路经河南，顺道赴彰德访问在息隐中的袁世凯，交换对于时局的意见。两人不见面已十余年，在袁心目中，张謇在南方有广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过去若干年两人虽有芥蒂，但在今日变局中，两人必须合作，张氏在南方有力量可以配合。因此当两人握别时，袁很诚意地向张表示：“如果朝廷召我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换而言之，即当尊重各省咨议局，尤其是季老的意见，希望季老和我合作，并请把我的诚意转达各省咨议局。”
辛亥革命起义后，革命党要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都聚集上海，他们虽和张謇素昧生平，但因知道张、袁过去一段师友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张很拉拢。张这时亦赞成共和，民国成立前后，张的身价极高，隐然成为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袁世凯在这期间，确实花样百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面宣称自己是赞成君主立宪；一方面却又和汪精卫密切往还，暗中表示赞成革命。一方面命令冯国璋督兵猛击武汉的革命军；一方面又派人至武昌和谈。忽进忽退，扑朔迷离，使人无法捉摸。就连他自己的出处，也是欲进欲退，弄得清廷对他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自从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北洋系人都额手称庆，认为这是袁宫保再起的大好时机，可是这些袁的干部也对袁的手法莫明其妙，有人认为袁息隐两年多，一切都有点不对劲。杨度有一天更把外边这种看法对袁报告，袁听了仰天大笑，他说：“晳子（杨度的号），你是聪明人，怎不懂我的意图，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袁的老奸巨猾。
武昌起义的消息于辛亥年八月廿日下午一时传到了北京，清廷举朝顿时骇得手足无措，廿一日有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近畿陆军两镇南下征讨，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即日赴援。
就在这天，袁世凯“奉旨养病”的洹上村，来了一位秘密客人，这个客人是被派南下作战的冯国璋，他专门赶来向袁请示方策。袁给冯六个字的锦囊妙计，是：“慢慢走，等等看”。袁的这六个字，立即影响了荫昌率领的北洋陆军，他们果然以极迟缓的行动准备出发作战，荫昌一看苗头不对，也就留在北京没有动身。
八月廿三日，清廷起用已罢黜两年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再起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保荐的，摄政王载沣虽然不欢喜老袁，可是要打仗必须倚靠北洋军，北洋军则全是袁一手训练，所以不得不用袁。袁不仅是湖广总督，同时兼办剿抚事宜，照这道命令，等于是荫昌的副手，袁当然很没趣，于是以“足疾未痊”的理由，推辞了这个湖广总督的任命。袁本来并没有足疾，可是当年摄政王载沣放逐他的时候，硬说他有足疾，勒令请假养疴，如今袁正好用足疾来回敬。意思是：“我明明无病，你叫我养病，如今事急来求我，我也只好给你一个因病不能复起的回敬。”
奕劻见到袁的来电，乃派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于八月廿九日微服前往河南彰德洹上村访袁，这两个老狐狸如此这般一番，徐就折返北京，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奕劻和满朝亲贵说：“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他说：要我干未尝不可，可是必需得听我意见。我看还是叫荫督帅快赴前线去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劻问徐是些什么条件，徐支支吾吾说出了袁的六个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
（六）保证粮糈的充分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