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了，代之而起的，是“政事堂奉策令”，究竟是奉何人策令却是个迷。因为这策令是皇帝也是总统、既非皇帝也非总统的袁世凯所发出，袁在这些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称为“本大总统”，而称曰予，这个口吻至少是准皇帝口吻。
这是个稀奇古怪的时期，中国有一个人又是皇帝又是总统，袁党在公文程式上想出了一个方法，这是废除了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封号，尽可能使用些含混的名词，如“奉谕”、“谨乞钧鉴”等。
12月12日是袁接受帝位推戴的一天，这天他在怀仁堂接见了简任以上文武官员200余人，这些大小官员纷纷向袁祝贺，文官在东，武官在西，排列整齐，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一篇简短演说，说是为了救国救民：
“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
袁接受帝位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下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令》，令文如下：
“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薄德，受国民之付托，揽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置词，人之不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借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素怀，事与愿殊，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旁皇竟目。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特此通谕知之。此令。”
大总统做了皇帝，副总统怎么办呢？黎元洪由武昌入京幽居瀛台后，便以“无智、无能、无为”自处。帝制运动开始，黎更装聋装哑，4年9月6日起，黎即不出席参政院，并一再请辞副总统和参政院长职，希望回原籍黄陂休养，这当然不会得到袁的允许。黎知道离北京是办不到了，乃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得袁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受领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室，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像个哑巴，对任何人都不开口，从前辛亥起义，他糊里糊涂被拥推出来，那时还“唔……唔……唔……”，“好……好……好……”，这时连这些字眼也没有了。
12月15日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其申令如下。
“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廿七条特颁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由这道命令显示袁的阴险，他不否定建立民国出过力的人功劳，所以他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他称黎元洪为上将，是勾消了他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是表示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觉得是民国荣典而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