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据说当约法会议石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政府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熊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有一天，袁对梁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内阁制破灭后，请出总统的老朋友做国务卿，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所以，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