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对冯、段各有一套应付的手法，已如前述，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系军阀们，袁所采取的手段则略有不同，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与帝制机密，一方面则多方设法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
民国4年夏天，他本拟召集全国各省将军来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两个问题。当时有人建议袁不要仓促进行，以免各省军政首长离心离德；加以中日甫签廿一条约，此时此刻召开大规模军事会议，很容易召致日人疑心和误会。袁深以为是，乃改变方式，轮流电召各省将军入京述职，专就帝制问题向他们试探。
4年7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和驻防奉天的廿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这些显赫人物中，只有段芝贵是唯一参与帝制机密的。
袁接见这些封疆大吏时，总是先问这么一句：“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共和而加“办”字，实在是一人绝妙的好形容辞，因为办得不好，当然可以不办，何况“办”字便寓有试办的意思。这些诸侯们都知道袁的意思，所以答复的话都是千篇一律：“共和不容易办得好，还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以救国家。”
奉天将军张锡銮是袁的老把兄，此时已经70多岁了，在袁眼中，这位老将黄忠已无余勇可贾，耳既不聪，目又不明，而所说的话，更不中听，他认为外交告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该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袁听了很不高兴，因而有意要把他打入冷宫。
廿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地位自不能和各省将军比，但他是奉天的实力派，所以破格召见他。他于4年7月25日入京，由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陪同入觐，袁在居仁堂召见他。这位初见世面的师长，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飘飘然，左顾右盼，对于清宫中一件古瓷，一幅名画，无不啧啧称赞。他依例向袁行跪拜大礼，恰巧袁这时从口袋中掏出表来看时间，张正好叩头完毕站起来，便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只挂表，袁微微一笑，顺手把表送给他：“你拿去作个纪念吧！”他接了过来连声说谢谢！
袁和颜悦色地问他和雷震春的关系，他直率地回答说：“禀大总统，雷处长是作霖的老总统。”雷赶忙接着说：“那时东三省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一边回转头来轻声却带有训斥的口气对张说：“现在的总统不是从前的总统，现在的总统和皇帝一样，你懂吗？”张连声说是，袁又大笑不已。
初出茅庐的张师长，深深觉得这位老总统真是一团和气，又亲切又大方；可是更令他惊异的，是当他由居仁堂回到旅邸时，他所看见的那些古瓷名画都已经由专人送来。来人说：“大总统知道张师长喜欢这些，特赶着送来给张师长。”这一来可把张感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袁的这套手法，的确真能笼络四方豪杰。
自从国民党讨袁失败后，北洋军便控制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只有两广和四川，云南、贵州在北洋势力以外，不过广东的龙济光虽非北洋系，但和袁却相处很密切，袁对龙也最好。因此有问题的省份只是川滇黔三省，这是北洋系的缺口地区。
帝制运动将起时，袁认为必须先收服四川，再以四川控制云南和贵州。他在身边东选西挑，终于找到一位“英物”就是名义上是参谋次长，而实际负责参谋总长的陈宦。陈和国民党及任何南方军事派系都有渊源，尤其有利的条件是他曾主持过清时四川和云南的军事教育，民国后川滇两省的军政大员多半是他的门生故吏。他任参谋次长，总长是黎元洪，只挂名而不到部办公，所以他对参谋部的处理，完全符合袁世凯的需要。袁的智囊团中，对全国军事采取分工研究，指定一人负责一组，陈便是负责西南组，凡与川滇黔三省有关的军事问题，都由陈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办法以供袁采纳。
民国4年2月20日，袁下令派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和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陈入川。
这就是袁所计划填补北洋军在西南缺口的一个重大措施。
陈宦奉命后筹划起程，动身前谒袁请示机宜，袁摒退了左右，然后用很亲密的口吻对陈说：“你是很聪明的人，应该怎样做法你都知道，用不着我多说了；只是有一点我想让你了解，四川是天府之土，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了之后，可以好好把它修建一下，也许将来我叫芝台（袁克定的号）到四川来。你去找芝台谈谈，你们从今后要当作弟兄看待，也许将来我会付你更重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