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是个新人物，他练新兵，参加康有为的强学会。可是光绪百日维新时，袁世凯如果不出卖光绪，戊戌政变也许不会出现，历史也许完全改观。所以袁的飞黄腾达，是康、梁的失败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换来的。因此康有为和袁世凯从戊戌政变起，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宣统入继大统，康有为曾上书摄政王载沣，请载沣杀袁世凯以报光绪之仇。民国成立后，康流浪海外，他的高足梁启超则成为北京政坛的红人，由于梁启超向袁的疏通，在康有为老母去世后，袁以大总统之尊，电促康回国，这一期间袁、康两个仇人往来的电报如下：
袁世凯第一电
“去国念年，困心衡虑。大著发抒政见，足为薄俗针砭，钦仰无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举国想望丰采，但祈还辕祖国，绝不敢强以所难，敬具蒲轮，鹄候明教！何日税驾，渴盼德音！”
康有为复电
“亡人负罪，久播异城，有母八十，莫奉尸甕，遂竟见背，永维哀悼，崩摧肺肝，过承厚赙，感刻不任。匍匐奔丧，未及言谢。途次得门人梁启超电，转述尊意拳拳故人，归国则待以特殊之上位，还乡则代筹警备之未周。昨抵香港，又接须磨寄来东京使馆转明公冬电，隆文稠叠，辱以蒲轮。召还苏武，伤其去国之久。访于箕子，本元陈畴之材。斩然衰绖，不入公门。母死谓何？敢有他志！加以两世之先茔被掘，廿年之遗骨须收。痛绝无棺，并陈新旧。凄凉营葬，难返乡间。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载，沉绵床褥，天忽朝夕。是以魂魄飞越，岂知人世！固无心预闻政治。难补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上承明问，伏望明公，幸垂矜原。若夫大教沦胥，人心陷溺，则中国可亡，而种族随之。实为邃古所无之变，同于金甲无避之义。他日誓墓余生，未忘扶持所至。托于徇铎，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圣教幸甚！稽颈鸣谢。康有为叩。文。”
袁世凯第二电
“念年契阔，怀想匪任。每读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贤者有益人国，于兹确信。比者大难粗平，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忧国如公，宁容独善？立盼戾止！论道匡时，敬具蒲轮，以俟君子。”
康有为复电
“曾复文电，想达记室。顷由龙都督、李政长转到即日文电，勤勤拳念，垂存故人。仰见明公，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鄙人何以当之。茕茕在疚，自念得罪久亡，重遇变革，致八十余倚间，盈盈望绝，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顷归省遗泽，触处崩痛。执杯圈而恸绝，抚几筵而陨心。物在人亡，形存神悴。加以割疡未愈，衰病侵羸，寡姊病危，奄在日幕。虽忧国难忘，而思亲未已！幸曲赐惠怜，俾尽衷慕。亦明公教孝之义，或补清化。垂涕感叩。有为。”
袁世凯第三电
“昨奉复电，既观望于高蹈，仰感叹于纯孝，夺情之举，固非敢施于守礼君子。遁世之行，又岂所望于爱国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车仍戾。发摅伟抱，矜式国人。比者大教凌夷，横流在目。问俗觇国，动魄惊心。匪有大哲，孰为修明？执事毅然以此自任，其于正人心培国本之功，又岂今之从政者所可拟。绵力所逮，敬当共赞。霜风渐厉，诸惟节哀，为道自重。”
康有为复电
“强学旧游，相望垂白。记室骑兵，庶范云之善记。访泽加腹，存严陵之故人。问道求言，三征未已。猥以衔恤，莫酬隆礼。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不呼丧门，幸惟垂悯。承许翼教相助，拯教人心，感不去怀，中国犹有望耶！昔浦公草创，入鲁而礼太平。汉宗尊圣，登堂而躬下拜。顷岁俎豆停废，弦诵断绝，人无尊信，手足无措，四维不张，国灭可忧。伏望明公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配天。令所在长吏，春秋朔望，拜谒礼圣，下有司仪，令学校读经，必可厚风化、正人心。区区迂愚，窃用报礼，幸祈裁察！康有为叩。”
袁称帝后，康有为有两封长函给袁，称其为老弟，劝其退位，其第一函全文如下：
“慰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岑岑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皇，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亦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飚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走，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仆人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示，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歔，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颌颌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伫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