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叙述过五国大借款的经过和借款内容。这笔借款签定之日，正是宋案发展到最高潮时，因此使国民党人士对于大借款的反对，非常激烈。
对于袁世凯来说，大借款成功有几个重要含意：（一）是解除了财政上的困难。民国成立后，政府最严重的困难便是财政方面，大借款虽然有各种限制，可是毕竟在许多方面的支出可以依赖这笔钱了；（二）民国成立后，迄未被世界各国承认，大借款签署后，袁领导的政府便和各国有了事实上的往还，袁可以骄傲地对国人说，外国人是相信袁世凯的；（三）有了钱就可以对付政敌，宋案虽下不了台，可是政治上是要讲实力，袁有了钱就可以收买军火、收买刺客、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换句话说，就可以放手对付反对他的人。
在国民党来说，袁政府所签订的借外债条约，当然损失利权很大，何况袁事前既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规避国会质问，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清朝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于袁政府。尤其在刺宋案中得到洪述祖给应桂馨电称：希望大借款成功，可以执行替袁锄除异己的证供，所以反对得尤其激烈。
反对尽管反对，袁却有必须达到目的的决心。袁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通电答辩中，就向黄兴说出很不客气的话，电云：“……黄先生为手创民国的元勋，一言而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言外之意，就是要国民党不必再进行反对，袁政府是决心要借这笔外债，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枪来，看谁胜谁败。
民国2年5月2日，袁世凯批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辞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由段来代理内阁总理，好像故意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个“战斗内阁”，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征服南方。
段祺瑞这时才49岁，代理国务总理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袁好像故意让他来扮演一幕“喊打喊杀”的闹戏。果然在国会反对大借款的高潮时，5月5日段代总理率领很多武装士兵出席众议院，答复借款问题的质问。议员们看见了兵，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质问借款合同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要请政府注意，这个借款合同，依照手续，应该交给参众两院核议。”段上将很干脆地答复说：“木已成舟，无庸再议。”他说完之后便立即离开了众议院。
袁在大借款已经有把握后，态度便公开激烈。2年4月7日，北京参谋部曾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军统帅张勋，吩咐他们作好动员准备，以供必要时的调遣。这个命令都附带一笔是绝对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等泄露。张勋奉到命令后，就立即把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下来，周自齐部见到辫子军擅扣车辆，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也匆忙地拆毁了一段路轨以阻止辫子军南下。辫子军又错误地认为山东军是他们用兵的对象，乃加以监视，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发生了局部开火，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分别解释，双方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这显示在大借款成立前，袁已安排对国民党用兵的军事准备，只等战费一有着落，炮声就会响起来。
这期间的袁世凯，口中常挂着“乱党”名词，很显明的，袁口中的乱党就是影射国民党；又挂着“暴民”名词，所谓的暴民也就是暗指国民党党员了。而国民党方面对袁也不客气，以“国贼”回敬他。
5月3日袁以大总统名义，通令严捕图谋内乱党徒：
“……近阅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维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处电文，语极离奇，淆人耳目。一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函件，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为五国借款告成，误认议院未经通过，并疑及监督财政，市虎杯蛇，深堪骇异。宋教仁被刺一案，业经赵秉钧通告说明，五国借款一案，亦由财政总长详细宣布，阅者酌理准情，当能了然于两事之真相。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岂共和国民当如是耶？……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长，通行晓谕，须知刑事案件，应俟司法机关判决；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