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旋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人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七十二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
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绍仪总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廿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