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