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国璋在北京度他一生最痛苦也最受罪的日子时，主战派则在湖南开始了军事进攻。
北军照天津会议的决定，从湖北、江西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曹锟的部队由鄂北移向鄂南，2月中旬集中蒲圻、嘉鱼一带。3月6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移驻汀泗桥。2月27日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到了汉口，3月6日转赴南昌。
曹锟成为主战派的王牌，这次出兵，他几乎把家当全部投入，除吴佩孚的第三师外，还有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他任命吴佩孚为直军前敌总指挥，张敬尧虽然是援岳军总司令，可是如果讲兵力，吴佩孚所指挥的，远在张敬尧之上。至于第二路军所属虽有山东的第一师施从滨、江苏的第六混成旅张宗昌和安武军李传业等部，可是无论在数量上和素质上都不及第一路。
张敬尧虽然号称是北洋军中的骁将，可是在这次征南的表现上，是善吹而不善战。他于2月15日抵达汉口时，曾发出通电说：“敬尧百战余生，对于杀敌致果，甘之如饴，复何所畏？”一到蒲圻，又发出占领蒲圻的捷电，这个捷电使北洋主战派声势为之一壮，同声为这位百战余生的张将军鼓掌。可是隔了不几天南军方面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却通电讥笑这封捷电，他说：“我联军（指南军）进驻岳州后分守湘边，并无一卒越及鄂境，北兵攻克蒲圻之说，不知从何说起？”原来南军从未占领湖北的蒲圻，张敬尧的北军在蒲圻也未发过一枪一弹，这封捷报只是吹牛的捷报。
北军方面，真正打前敌的是吴佩孚。南北停战期间，自蒲圻以南到岳州以北，都成了“无兵地带”。北军自岳州退出后，一直退到蒲圻，以避免和南军接触，所以说北军不战而退是不敢战，南军有险不守是不肯守，因为守岳州应该在羊楼司一带高地布防，结果吴佩孚的军队长驱南下，直抵羊楼司，吴师前进，才把蒲圻让给张敬尧接防，想不到张敬尧竟以此虚报战功。
这位吹牛吹出纰漏的张敬尧，只会抽大烟和纵兵殃民。对他的长官“秀帅夫子”则破口大骂，喊打喊杀。主战派号称包括16省区，平日只知道鼓动政潮，反抗总统，谩骂国会，结果还没有和南军接触，就闹出不少的笑话；加上军风纪之坏，让人民为之切齿。因此使这次打湖南的战争，让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吴佩孚出了风头。吴佩孚进驻羊楼司的捷电，比张敬尧的就真实得多，虽然羊楼司也是南军自动放弃的，可是究竟吴佩孚已经接触了南军的最前线了。
北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有两种心理使他战意消沉，一是因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取得了节制两湖的地位，希望北京政府也能给他相同地位的官衔；二是他手下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想取得继承他为山东督军的地位，使他放不下心。2月21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湘赣检阅使。他并不满意，于是天天说动身，天天都不动身。最后实在推脱不了才于2月27日到汉口。
张怀芝字子志，是山东东阿县人，30年前是县中一个破落户，白天在街上游荡，晚上则在庙里寄宿。有一晚竟然梦见庙神向他道贺，说他将来会做抚台，受此鼓动他就投军，一步一步往上爬，民国5年5月30日他继靳云鹏之后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果然衣锦还乡，是个抚台身份了。他很感激庙神的显梦，乃重修庙宇，为庙神塑金以答神麻，山东人传为“美谈”。
张怀芝虽然出身微贱，可是做了大官后，对属员倨傲无比，常连名带姓直呼部下，如果加官衔则多一个字，如参谋长为参谋长儿，副官长为副官长儿。
当时督军可以随便把省长驱逐而自兼省长，张怀芝驱走山东省长孙发绪后，即亲赴省长公署，他把公署中各要员的姓名都写在签条上，装在口袋里，遇有公事要办，便随手在口袋里抽出一支来，抽中那个人的名字，就派那一个去办事，于是省府阖署的官员没有一个敢离职，都小心翼翼地等待督军兼省长在口袋中抽签条。省署内务厅长姚鹏是一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很敬重他，有一天他因赴宴未归，刚好张怀芝抽中了他，找不到人，等他回来，张怀芝大呼：“责打军棍二百”。大家纷纷替姚求情，才罚他写了张“欠打”的条子了事。
有一天张怀芝在督署召见政务厅长陈干和济南道尹唐柯三，偶然谈到各县知事常有被告的事，陈干随口吹了一个牛，他说：“如果我当县知事，一定不会有人告我。”张怀芝点了点头，怎知第二天省长公署就发布了一道人事命令，把政务厅长陈干调委为泰安县知事。政务厅长等于今天的民政厅长，比县长大得多，把厅长降级为县长，除非是厅长犯了极大的错误，可是陈干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就从厅长降为县长，气得陈干弃官逃往北京，不敢回山东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