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1年6月15日，重作冯妇的黎元洪颁布了全国停战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可是“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江西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而不能到任。
黎所派的湖北省长汤芗铭，早在民国4年就做过湖南督军，当时曹锟还只是第三师师长，驻防岳州，吴佩孚则在曹下面担任副官长，曹曾派吴到长沙去和汤芗铭有所接洽，汤对吴极为赏识，向曹要求要留用吴，因此使曹对吴刮目相看，所以汤可以说是最早识拔吴的，也可以说汤对吴是有旧恩的，如今曹、吴得势，汤因和黎同乡的关系受到黎元洪的提拔才得到湖北省长一职，黎叫汤到保定和洛阳去见曹、吴，联络一下，不料汤到保定后，见到了曹，曹的态度非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先去问吴佩孚。汤到了洛阳，吴竟拒而不见。同时曹、吴都有电报给黎，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到这个电报不禁忿然说：“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便叫汤芗铭直接去湖北接事。
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萧耀南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阻止汤所搭的火车通行，汤只好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汤派”，竟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
萧耀南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见汤，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竟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自己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
汤搞得很惨，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
萧耀南是吴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这位捧他复任总统的吴大帅能出面替他撑腰。可是吴却不声不响，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
黎元洪现在的日子并不比刚下台的徐世昌好过，总统一点权也没有，随时要看军阀们的嘴脸，随时要碰军阀们的钉子，这总统实在不如一个有实际权力的县长。
黎元洪上台前所高唱的废督裁兵问题，在他上台后受到各方冷落。曹锟借口全国战事还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在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虽然口称拥护裁兵，可是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7月4日吴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
七八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了“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的新办法，为督军们下台后保留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办法，因为袁世凯早就采用了。袁就是用这个方法废督，可是就没有行得通。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北京依然还是一个老问题——财政问题。北京老早就面临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奉直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日本为了要消除它曾经援助奉系的嫌疑，所以也同意参加。可是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没有消除，所以日本内阁讨论“参加”与否问题时，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北京政府由于借债迟迟未成，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光是七八两个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就传来一片兵变之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发生了多次的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部被裁人员7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事件过后，他感到“穷”官不易为，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财政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风雨飘摇。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所以不敢做这笔买卖。